杨守松：大美昆曲成就大美人生

8月28日，《人民日报》公示第十三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名单。昆山市作家杨守松继《昆曲之路》获得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之后，《大美昆曲》又入选全国最高文化奖项：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是昆山市文化领域的重要突破。

在公示期结束之时，本报记者对杨守松进行了专访，与读者一起走近他的湖边生活，走进他的昆曲世界，感受他在昆曲中成就的大美人生。

问：杨老师，首先恭喜您的《大美昆曲》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对于这次获奖，您有何感想？

杨：至少没激动吧。有朋友说可能我早就“功成名就”，对获奖有点“麻木”。其实，“功名”二字是文学的累赘。我写昆曲没有任何名利之累，有没有奖，什么奖，以及世间冷暖，都无妨，我只顾走我的“昆曲之路”。

问：作为一位作家，写经济的《昆山之路》，与《歌德巴赫猜想》等一起入选改革开放30年30篇优秀报告文学；写文化的《大美昆曲》又获得全国政府最高文化奖。这是一位作家的两种“极致”。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这是一种怎样的追求？是不是有着一种特殊的使命感、责任感？对于昆山这座昆曲发源地的城市来说，是否也有着特殊的意味？

杨：不敢说“使命”，仅仅是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怎么去写昆曲的，现在想想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好像鬼使神差，就这么闭着眼睛往里面撞，往里面走。

写经济和写文化，都不是绝对的，经济中有文化，文化中有经济。对我来说，在昆曲发源的昆山生活了几十年，从“昆山之路”走到“昆曲之路”，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是顺理成章的“变化”。

昆山不仅经济领先，昆山的文化也是“领先”的，至少在某一点上，是全国最高水准，所以获奖就有了另外的意义。

不过要说的是，题材变化了，做人和追求是一贯的，没有变，也不可能变。
问：2009年，《昆曲之路》出版，记得当时您曾经说过，总应该“关注”一下自己了，因为身体需要调整，需要休息。但是实际上，您并没有休息，反而在昆曲的世界里“越陷越深”。我们好奇的是，昆曲在您的生活里已经占据了怎样的位置？您的日常生活中哪些和昆曲息息相关？昆曲为何让您如此“痴情”？

杨：是的，想过好好休息。家人和朋友都这么说，可是难，进去了就出不来，只能“随缘”，往前走，因为了解越多，觉得自己越浅；越是浅，就越是要往里面走。是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所以就“出不来”了，只能让昆曲牵住我的鼻子，只能跟着她走，走多远算多远。

问：《昆曲之路》获得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之后，为何又要写《大美昆曲》？两者在内容选择、表达方式、语言风格上有怎样的不同？

杨：前者比较下意识地追求形式上的美，用章回体来布局，以昆曲的曲牌作为标题，就是这样一种心态的表现。

写《大美昆曲》，开始也想延续这样的思路，可是很难，有点作茧自缚的预感，所以赶紧取消了“章回体”，也不用曲牌来做标题，这样写起来自由得多也自信得多。

采访的广度和深度决定了文章的广度和深度，掌握了上百万字的素材后，心态也趋于平稳和冷峻，把握和架构也就比较通透和严谨了，不过也有遗憾，第三部分不怎么集中。

问：为什么说昆曲是“大美”的？为什么昆曲是中国梦的一个符号、一个图腾？在您的作品中，我们常常会感受到一种很“低”的姿态，有对先贤高士的景行仰止，也有对民间“草根”的不吝赞美，这与您对昆曲的“大美”定位有关吗？

杨：昆曲是中国文化的极致，极致的“大美”。中华民族的灵魂在文化，而昆曲是文化的极致，自是一个图腾，书中有写。对文化要有敬畏之心，若没有了敬畏之心，没有了起码的道德和良知，只能是“捣糨糊”。我对文化比如昆曲，就是那种高山仰止的感觉。

昆曲需要政府和民间、昆曲人和昆曲爱好者比如粉丝们的两条线两个方面的传承和推广，有人对“草根”不屑一顾，我不，所有为昆曲尽心尽力的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我都感谢他们。

问：写《昆曲之路》遭遇车祸，差点把命都送了，写《大美昆曲》，又有多少让人感动、令人难忘的事情？

杨：一言难尽。首先，有得必有失。写昆曲，其他很多就不能写。中国作家协会何建明副主席打电话要我写“中华一百位名人”，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我写民工，江苏省委原副书记顾浩要我写京剧演员黄某某，江苏凤凰出版社集团约我写昆山沪士电子的陈惠芬，苏州宣传部要我写苏州好人……所有这些，我都只能婉谢。

写昆曲，可以说是义无反顾。比如去年为一个问题“搁浅”，本来可以绕过去或者之后再补充，可是不行，不弄清楚就过不去，一个字都写不下去！于是联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田青，约定了时间就买机票，飞到北京和他谈了一个小时，然后就打道回府——后来定稿时，那次的访谈内容根本就没用上！

就这么折腾，自己折腾自己。去年在台湾采访一个学者，怕迟到，早早赶路，结果提前一个小时到了，因为尊重，不能提前敲门，可是正在下大雨，只好在屋檐下在榕树下躲雨（也淋雨）一个小时。这时候，心里是辛酸的，我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还给女儿发了微信：“台风暴雨漫天飞，牵挂人儿知是谁”，内容很含糊，她并不知道我当时心里的酸楚。

问：在您的心中，目前昆曲保护和传承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您忠实地保留了各方对于昆曲保护的观点，但是对于传承和创新，您的理解是不是并行不悖？

杨：总的感觉，“创新”多了，传承少了。传承和创新，传承依然是首要的！这是我非常明确的观点，但在实际操作中又很难。昆曲人自己也清楚，有时候很无奈，这个不展开。

创新需要，但是首先你要懂。现在不少所谓“创新”我不认同，但也不反对，因为至少多了一些人知道昆曲。台湾学者王安祈有个观点，她说昆曲能够活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关于传承和创新的争论，过去现在都有，今后还会继续。有的观点比较激烈，偏激，但我尊重他们。我是兼容或者是宽容的，所以在《大美昆曲》里，两者都有写。

问：实际上您不是一个人在采访昆曲、研究昆曲，在您的周围，很多人被带动起来。他们为昆曲的保护和传承做了哪些有意义的事情？

杨：也不是我一个人在“带动”，政府和许多朋友都在做。比如台湾的曲友，就自费为蔡正仁老师做DVD，经费不够无以为继的时候，我给了力所能及的“资助”，这个DVD十一月在台湾首发。

《昆山日报》的“昆曲”版是全国唯一的昆曲专版，以昆曲为主的杂志《玉山草堂》的文化品牌已经确立。企业家沈岗出资排演了《我的“浣纱记”》，资助学者顾聆森出版了《李玉与昆曲苏州派》……巴城镇党委和政府，为昆曲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昆曲老街”的内容在不断充实，包括王强的水磨会所、俞玖林工作室等等，都在做。醐途楼依兰教唱昆曲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电大、党校、周市小学、巴城和正仪社区、古建公司，甚至美国的曲友回国，也从上海专程赶来学唱。相信今后会有更多人参与其中。

问：我们注意到您身上的三重文化属性：作家、昆曲研究者、“昆虫”。而这三者之间，有时候会有冲突，比如作家的反思、研究者的客观和“昆虫”的痴迷，往往不可得兼，那么您在写作和生活中是如何调整自己的这些属性的？

杨：再次声明，对昆曲，我不是研究，不敢叫“研究”，至多是一个“昆虫”罢了。与昆曲有关的人和事，我知道得比较多，仅此而已。

其实在大家关注我写昆曲之前，就做了三件事，一是寻求赞助（很难），出版了王芳的也是苏州昆曲界的第一张光盘；二是在当时正仪镇党委书记的支持下，请陈兆弘先生撰写了《昆曲探源》，第一次提出了“昆曲源头”这个学术专题；第三，退休以后，费了更多周折，最后跑到苏州找财政局长严文奎，要了6万元，作为专项拨款到昆山文广新局，为昆山老艺术家高慰伯出版了传记。

也许，这个过程对我写昆曲就是一种“积累”吧。

所谓“三重文化属性”，还原了是一个：作家。作家不一定非要写昆曲，比如退休前，我没有写过昆曲，但也为昆曲做了点事。至于“作家”本身，其实是可以不受制约的，题材和体裁都没有禁忌，区别仅仅在于：写什么，怎么写。我的想法就是，把昆曲的前世今生和昆曲人的艰辛以及他们如何创造昆曲大美的故事，尽可能写好。

问：现在看来，《大美昆曲》也不是您的终点，很多人都想知道，在“昆曲之路”上，您还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期待？

杨：开头说了，无论潮起潮落，世间冷暖，我走我的“昆曲之路”。

还要特别说的是，在写昆曲的过程中，得到家人、领导和朋友们以各种方式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感谢他们……
刚从郴州（湘昆）回来。6年前去过，很仓促，这回收获就比较多，尽管依然艰苦。大陆七个昆曲院团都在重走，特别是70岁以上的艺术家，是采访的重点。

2016年，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作为我的一种表示，就是出版《昆曲之路》上、中、下三本，大约120万字——去年初的一份报告写得很清楚，其实这个目标前年就确定了。有些不自量力，因为工作量非常大。可是别无选择。

然后好好休息，同时做一些与昆曲有关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