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古代音乐理论之建树

摘要：齐鲁古代乐论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齐鲁诸子在乐律方面、乐与诗、乐与礼、音乐美学思想等方面，对当今文艺美学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齐鲁 古代 音乐理论 建树

齐鲁音乐艺术从民间到官方都有相当发展，在音乐演唱、乐曲创作、乐器制作、器乐演奏技巧等方面，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齐鲁音乐理论在经历了齐鲁音乐文化的繁荣发展之后，是从理性认识上的总结、概括与升华。

一、《管子》论乐

在乐律方面：其时已有了宫、商、角、徵、羽五音和变宫、变徵两个半音，合成七阶。又有了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等六律，属阳声；大吕、林钟、南吕、应钟、夹钟、仲吕等六吕，属阴声，合为十二律吕。已经是十分有规律而且很复杂了。

《管子·地员》论音律，是我国最早的乐律学，是研究民族乐律最早最科学的宝贵资料。如记述“五音”的文字：“凡聽徵，如負豬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群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文中对“五音”的描摹，是以五种禽兽的鸣叫声作形象比喻，揭示出宫、商、角、徵、羽五音调性的色彩。

《管子·地员》还说：“凡將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以是生黃鐘小素之首，以成宮；三分而益之以一，為百有八，為徵；不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適足，以是成角。”这里所说的“五音”，是指包括标准音“黃鐘小素之首”在内的“宫”（黄钟）、商（太簇）、“角”（姑洗）、徵（林钟）、羽（南吕）。这就是“三分损益律”，又称“五度相生律”。

《管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道家的色彩，还有法家的意味，其音乐美学思想是诸子各家思想的杂糅。《管子·业内》：“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认为诗、乐具有调节人的喜怒哀乐情感的作用。《管子·心术下》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乐哀怒。节怒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外敬而内静者，必反其性。”其中关于礼乐与人性的论述，对后来《乐记》中的“礼外乐内”说、“动静”说等乐论的形成，均有直接的影响。

二、晏婴论乐

晏婴善舞能歌，曾多次以音乐劝谏、作歌匡正君过，此类事例在《晏子春秋》中多处可见，如《冻水歌》、《穗歌》、《岁暮歌》等等。他以先秦诸家的音乐思想为基础，进一步充实、发展了“和”、“同”等音乐美学思想。

《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春秋·外篇上》均载：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婴以上形象生动地论述，是从音乐演奏的主体与客体、内容与形式、整体与局部、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协调一致，以及音乐形式、演奏技巧、内容感情等方面的对立统一，全面地论述了以“和”、“同”为核心的音乐美学思想。

晏婴以美食、美味制作为喻，形象生动地阐发了以“和”、“同”为核心地音乐美学思想。他认为，“和如羹焉”，不仅要用各种调料和鱼肉一起烹制，而且由“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方能做成美味之羹。并由此推及君臣关系之和谐，“政平而不干”，方能实施美政。晏婴把各种因素的和谐统一，视为音乐艺术美的准则。美妙的音乐是由“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九种音乐因素协调构成的，以相辅相成也。这样的乐曲才悦耳动听。美妙音乐的表现是由“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十种对立关系的因素组成的，以相反相济也。这样的演奏才优美和谐。这就是晏婴“和”中有“同”、“和”而不同的音乐美学观。

三、孔子论乐

在孔子时代，诗与乐都与礼有关。《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也者，理也；乐也者，节也。君子无礼不动，无节不作。不能诗，于礼缪；不能乐，于礼素；薄于德，于礼虚。”所以孔子论《诗》常与乐相提并论。

乐本来与儒家的“乐教”有关，孔子很重视诗教、乐教、礼教，开门授徒，对音乐教育尤为用力。他认为，人之学，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音乐为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以音乐为其学习的最终完结。但是，孔子决不限于论乐问题，而是由此深入论及人的情感体验、内心之乐等问题。《论语·阳货》曰：“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孔子用音乐表现其人生，经常以自己的音乐观表现其人格与性灵。

在远古时代，音乐、舞蹈与歌诗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原始的图腾活动，这些早期的巫术礼仪、原始歌舞也包含着人类其他艺术形式的萌芽。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音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孔子诞生前，中国的乐舞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准，尤其是周代，集前代乐舞之精华，制有云门、大咸、大韶等六种乐舞。而“周礼尽在鲁”（11），相传孔子曾修订过《乐经》，后失传，这些条件孕育了孔子的音乐思想。孔子对音乐具有浓厚的兴趣，据《韩诗外传》、《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曾“击罄于卫”，“取瑟而歌”；曾“访乐于苌弘”、“学鼓琴于师襄子”，说孔子向师襄子学弹琴，在未“得其曲”、“得其数”、“得其意”、“得其为人”之前，一而再、再而三地婉言谢绝师襄子关于更换新曲目的建议，刻苦专一地练习，直到对乐曲的内容、乐曲的规律和形象都有深刻的理解为止，令师襄大为叹服。

孔子经过很长时间刻苦专一地学琴，练习，在不断加深理解音乐作品的基础上，才“有所穆然深思”，“怡然高望而远志”，直到悟出“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的结论。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特别是“困于陈蔡”时，还“七日弦歌不衰”。他对音乐的表现力、感染力和影响力有着深刻的认识。例如：“在齐闻韶”后，他感慨于韶乐的表现力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12）；听鲁国乐师“挚”的演奏，孔子说，“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孔子到武城，听到弦歌之声，向弟子发难“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回答“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13）孔子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由此可看出孔子对乐的熏陶和影响作用的肯定。在答颜渊“为邦”之问时，孔子言及“郑声淫”（14），“恶郑声之乱雅乐也”（15），是讲音乐的负面影响力。孔子对于“乐”的欣赏，是从“仁”的基础出发的。一旦“乐舞”有违于礼、背离于仁时，便会成为孔子心目中丑陋的东西，例如当孔子知道季氏“八佾舞于庭”（16）时，怒不可遏：“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及“恶郑声”的鲜明态度。对于既符合艺术标准，又无违于仁的《韶》乐，孔子赞其“尽善尽美”；而同样艺术成就很高，但显露杀伐之气的《武》乐，孔子则认为“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创建的儒家的音乐理论体系，充分肯定了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的作用。荀子认为音乐可以鼓舞前方将士勇敢征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合人们温良礼让等。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的批评标准上，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之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把音乐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穷极人生的途径。

四、孟子论乐

孟子非常推崇古乐，他曾多次说，“今之乐，犹古之乐也。”十分强调“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17）这一中心思想。他认为，音乐就是快乐，是内心欢乐之情不可抑制的自然外露；人生来就有享受音乐的欲求和能力，人对音乐的欣赏具有共同的美感。孟子音乐的内容，应是仁、义之德，因而闻乐则可以知德、知政。在孟子看来，任何音乐的体验，都要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为基础，否则，将是没有价值的。“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18）他还认为“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因而提出了“与民同乐”的著名论题，以使天下得治。这是孟子的“性善”说与仁政思想在音乐领域的具体表现，冲破了以往在音乐欣赏上的森严等级观念，对后世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以上的音乐观念，主要见于《梁惠王下》、《公孙丑上》、《离娄上》、《告子上》、《尽心上》、《尽心下》诸篇。从中可以看出，孟子的音乐美学思想，既重视君臣、百姓之间的情感交流、谐和，又重视音乐艺术“悦人心”、“致人和”、“达世治”的特殊功能，这些都与先秦时代尚“和”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五、《墨子》论乐

墨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是与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相对立的乐派。墨子生于鲁国。是伟大的思想家、博物学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他在音乐上竭力反对儒家以礼乐治天下的主张。

《墨子·非乐》提出“非乐”的主张：一是认为音乐的作用在于“息”，故曰：“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瓴缶之乐。”二是认为“事成功立，无大后患”，才能作乐、赏乐。三是认为“其乐愈繁者，其治愈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故“圣王不为乐”。可知墨子“非乐”思想承认音乐能使人快乐，引起美感，但作乐、赏乐应以“事成功立，无大后患”为前提；认为在当时“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之际，不能作乐、赏乐。墨子以民为本，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19），认为“弦歌鼓舞，习为乐声，此足以丧天下”（20），大张诗、乐、舞，必使百姓遭受更大的饥寒之苦。他认为，音乐艺术既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且还将必厚敛万民”，必然增加劳动者的负担；音乐不但不可能治理天下，反而“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墨子对音乐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他的“非乐”思想，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物质生活与艺术鉴赏对立起来，这显然是有些偏颇。墨子“非乐”，意在“非儒”。

六、荀子论乐

齐国客卿荀子，对音乐提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见解。他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21）他不是从道德情感的自我体验出发，而是从自然人性、自然情感的社会教化出发，说明人生之乐。他比较重视情感的感性方面，重视人的情绪感受和心理需要。但他又是理性主义者，他强调心智或理智对于情感的调节控制作用，即所谓“以理节情”、“以理节欲”，这同礼乐教化又是不可分的。

荀子认为，人的性、情、欲都是自然的，也是统一的，“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22）性、情、欲既然是天生而不可免，因此人人所不能无，但又不能任其发展，因此就需要“节”。

乐是人的情感需要。荀子将人之情分为六情或七情：“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23）；“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24）。作为情感活动，乐只是六情或七情之一，但是作为人的社会生活需要，就不仅仅是心理情感的问题了，还具有更重要的社会意义。礼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此。荀子强调审美原则的客观性、社会性，主体必须运用心智思虑和“习伪”，才能进入美的境界。“无伪则性不能自美”（25），“圣人，备道全美者也。”（26）只有“习伪”，才能“备道”，只有“备道”，才能“全美”，只有“备道全美”之人，才有圣人之乐，实现美的价值。

荀子的音乐思想集中体现在《荀子·乐论》中，也散见之于《劝学》、《儒效》、《富国》、《礼论》诸篇。

荀子针对墨子的“非乐”说，提出“乐者……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明确标举“天下之大齐，中和之纪”，强调“先王之道，礼乐正其盛者也”，充分肯定了音乐的社会功用；强调“声乐之入人也深，化人也速”、“移风易俗易”，充分肯定了音乐可感化人心、陶冶性情的作用。他还指出了“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的娱乐作用；荀子赞美军乐战歌“使人之心伤（壮）”，能使“兵劲城固，敌国不敢婴”，充分肯定了音乐在攻战中鼓舞士气的作用。因此，他主张“以时顺修”，变革音乐，使之为统一天下、巩固政权服务。荀子还明确提出了“礼乐”、“中和”的美学范畴，从而使奠基于孔子、发展于孟子的儒家礼乐思想更趋于成熟。
荀子论乐，还涉及到乐与欲、乐与礼的关系问题。他主张“以道制欲”、“美善相乐”。他论乐与礼的关系，认为二者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荀子继承并发展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并在某些方面还有所突破。这是新兴统治阶级的音乐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荀子论乐中，也存在否定俗乐“郑卫之音”的偏颇之处，他主张“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有着封闭、保守的一面，这实际上是轻视民间音乐、俗乐的一种偏见。

《荀子·乐论》是我国古代第一篇系统、完整的音乐美学论著，对后世代表着一种普遍的艺术和谐观、明确标举“中和之纪”的《乐记》等音乐论著的问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七、《乐记》论乐

《乐记》为《礼记》的一部分，共二十三篇，现尚存十一篇，即乐本、乐论、乐礼、乐施、乐言、乐象、乐情、乐化、魏文侯、宾牟贾和师乙篇。其余十二篇，现已无从所见，但据孔颖达疏曰：“《别录》十二篇余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是也。”这佚失之十二篇，实为乐史之大憾。但仅存部分的《乐记》仍不失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音乐美学论著，其宏大的音乐理论框架以及音乐美学诸领域的若干理论观点，都代表了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乐记》首篇《乐本》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感于物而后动。”“乐记”提出了音乐艺术相关的许多问题，诸如，音乐的成因和特征、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审美作用、音乐的教育作用、音乐的社会功能等。这些音乐美学思想的内容和审美标准，有的至今还是适用的，例如《乐记·乐情》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首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德行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在当代的音乐教育中，音乐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把自己的学生训练、培养成专业的音乐人才，更重要的是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使他们具有道德素养、艺术修养，成为“德艺双馨”的新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