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雅乐和俗乐

　　周朝的最高统治集团像商朝的国君们一样重视乐舞祭祀，不但注意发挥乐舞“通神”的作用，而且更加重视乐舞“治人”的作用，充分发挥音乐舞蹈的社会功能。

　　传说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军队在商丘宿营。士卒“前歌后舞”，通宵达旦。又传说武王伐纣时，得到了巴人的支援。巴人用歌舞慑服了敌人，这就是后来汉代的《巴渝舞》。

　　周王朝建立后，为了巩固胜利成果，加强对分封诸侯的控制，从政治到文化制定了一整套的典章制度。

　　史书上说“周公制礼作乐”。说的是在周公旦的主持下，明确了“宗法制”，用血缘关系把诸侯控制在周天子之下，又建立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阶梯式的等级制度。宗法制和等级制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礼仪制度。为了体现和巩固礼仪制度，周公又主持制定了一套为出征、会盟、饮宴、婚娶、丧葬服务的乐舞制度。

　　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乐舞就被当作了“载道”的手段，发挥着政治作用。舞蹈被纳入了“雅乐”体系，成为“礼治”、“乐治”的工具。统治者用乐舞来纪功德、祀神祇、成教化、助人伦。“舞以象功”、“舞以象德”成了雅乐的宗旨。

　　周朝初年，在吸收商朝文化思想的基础上，集中整理了前代的乐舞遗产《云门》、《大章》、《大韶》、《大夏》、《大濩》，又新创制了《大武》，合称《六代舞》。

　　《六代舞》也称《六大舞》，都是纪功德的乐舞。《云门》歌颂黄帝“大施天下道而行之”，《大章》歌颂尧之大德彰明于天下，《大韶》歌颂舜以文德治邦，《大夏》歌颂禹治水之功，《大濩》歌颂汤灭夏桀以拯救万民，《大武》歌颂武王伐纣灭商的伟大功绩。每一部乐舞都有明确的主题，都是表彰某个圣明的先王的功德。

　　这六套乐舞的舞蹈可分为两类。前四种属文舞，后两种属武舞。文舞时，舞蹈者手里拿着乐器“龠”(排箫)和鸟羽“翟”。武舞时，舞蹈者手里拿着干(盾)戚(斧)。

　　所谓“文”是指以文德定天下，“武”是指以武功取天下。舞者手中所执的道具龠、翟、干、戚等，都有象征的意义，舞蹈的每一动态也都有具体的象征意义。

　　《六代舞》是周朝的“雅乐”，演出仪式隆重。所奏的音律，所祭的神祇，都有定制：舞《云门》时，奏黄钟，歌大吕，祀天神；舞《大章》时，奏太簇，歌应钟，祀地祇；舞《大韶》时，奏姑洗，歌南吕，祀四望；舞《大夏》时，奏蕤[rui緌]宾，歌函钟，祭山川；舞《大□》时，奏夷则，歌小吕，享先妣[bi比]；舞《大武》时，奏无射，歌夹钟，享先祖。

　　《六代舞》中有五种是前代乐舞，唯有《大武》是周人的创作。这是一部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的乐舞。《吕氏春秋》说《大武》的作者是周公。这部乐舞表现武王克商的丰功伟绩。演出时，隆隆的鼓声响起来，舞队全副武装巍然肃立。唱起雄壮的歌，以战阵的形式开始舞蹈。舞分六段：第一段表演出兵，第二段表现灭商，第三段描写向南方挺进，第四段表现平定南方边疆，第五段歌颂周公和召公的功绩，第六段舞队列队肃立，表示对周武王的崇高敬意。六段舞蹈的差别，除动作外，主要是队形的变化。舞蹈时唱的歌词，有一部分保存在《诗经·周颂》中。

　　周代的雅乐中除了上述的《六代舞》，还有《六小舞》，它们是《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

　　《六小舞》也是祭祀乐舞。

　　《帗舞》用来祭祀社稷，舞者执全羽或五彩缯而舞。

　　《羽舞》用来祭祀宗庙，舞者执杂色散羽而舞。一说是用来祭祀四方。

　　《皇舞》也叫《》，是祈雨的舞蹈。舞者头上插着鸟羽，上衣也用翡翠羽毛装饰，手里还要拿着五彩的鸟羽。

　　《旄舞》用来祀辟雍，舞者手持牦牛尾，有人说《旄舞》就是《隶》。

　　《干舞》用来祭山川，舞者持盾牌。

　　《人舞》祭祀宗庙和星辰，人们徒手而舞。

　　此外，周朝还有一种重要的武舞《象舞》，也就是《象箭〔shuo朔〕》。箭是一种竹竿。有一种说法是，殷人能驱象作战，周公打败了殷人，取他们驯象的舞蹈来宣扬自己的武功。

　　所有这类雅乐，周朝的统治者都很重视。演出时舞队的人数有严格的等级界限。当时乐舞的行列称“佾[yi义]”，每佾八人。天子的乐舞用八佾，就是用64人组成的舞队。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这种规定体现着礼仪制度，绝对马虎不得。稍有不慎，失了礼，就是莫大的政治错误，甚至成为被鸣鼓而攻之的罪状。

　　图10 明朱载堉〔yu 玉〕《乐律全书》中的《龠翟舞》(上)和《干戚舞》(下)

　　周王朝规定参加这些舞蹈表演的都是王室贵族子弟，而且把这些乐舞作为贵族子弟(所谓“国子”)教育的必修科目。当然，作为老百姓的“野人”也是要学习礼乐的。若论对乐舞的重视，周王朝是超越前人的。

　　王室贵族的子弟13岁就要开始学习“小舞”，15岁要学“象舞”，20岁要学“大舞”和各种祭仪。这些乐舞都学通了，才能去做各种各样的官。周朝还设立了专门的乐舞机构叫做“大司乐”，管理乐舞的演出，并负责乐舞教育。

　　周朝之所以如此重视乐舞和乐舞教育，完全是为了文化控制。周王朝的统治者坚信“乐”可以和“礼”互相补充。周朝初年“制礼作乐”的基本精神，按孔子的解释就是为“仁”。也就是通过“乐”来把人情节制在“礼”的范围内，通过乐舞来强调民族、宗族的认同。通过乐舞教育的普及，又可实现文化的认同。所以，孔子对《六代舞》和《六小舞》都称颂备至。孔子在齐国观看了《大韶》，认为尽善尽美，竟乐得三月不知肉味。伟大的教育家孔子认为要使青年成才，做一个完美的人，必须进行乐舞的教育。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也就是说，要成为人格完善的君子，必须先学诗，再学礼，而道德修养的最终完成，一定要依赖于乐舞。从《论语》、《礼记·乐记》、荀子《乐论》等有关乐舞的论述，我们知道先秦儒家很重视乐舞的修身养性的功能。他们认为通过乐舞的熏陶，人的精神面貌，情操志趣都会发生变化，可以变得正直而温顺，宽厚而严肃，变得心胸开阔，志高气壮。人们合着《雅》、《颂》的旋律与节奏，在有规律的动作韵律和姿态中，在有条理的队形变换中，能去掉粗俗的举止，去掉散漫的行为，做到步调一致，仪态端庄，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乐舞不仅能使人格完善，而且能产生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乐舞训练可以使人感受到王权的威严，等级的尊卑，有助于“德治”。所以，在儒家的教育科目中，“乐”(包括音乐和舞蹈)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六代舞》、《六小舞》等雅乐，不仅用在祭祀仪式中，也用在贵族诸侯的宴会上。传世的战国宴乐渔猎攻战纹铜壶上，铸造出的宴乐图中，有精美的舞蹈场面。周朝的诸侯各国间有频繁的外交活动。在接待外宾或会盟时，都少不了雅乐歌舞。

　　图11 战国铜壶上的乐舞图案

　　这些“雅乐”被统治者视为经典，称之为“先王之乐”。因长期用于宗庙祭祀，充分体现了特殊的政治目的和宗教色彩，形式上日趋刻板与僵化，逐渐失去原有的生命活力和艺术感染力。

　　和雅乐相对的，是民间流行的俗乐，它是老百姓们参加的歌舞，也称作“新乐”。

　　周代各国民间有着各式各样生动活泼的歌舞。从现存的一些文献中，可以揣摩出当年各地“俗乐”的热闹情景。《诗经·陈风》有《宛丘》一篇：

　　子之汤兮，宛丘之上。洵有情兮，而无望兮。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

　　坎其击缶，宛丘之道。无冬无夏，值其鹭〔dao道〕。

　　按高亨《诗经今注》的解释，“子之汤兮”的“汤”，就是“荡”；“无望”之“望”是“名望”、“声望”。用现代汉语译出，即为：

　　姑娘姑娘摇呀荡，

　　跳舞跳到宛丘上。

　　摇摇荡荡真有情，

　　可惜没啥好名望。

　　丁丁冬冬敲着鼓，

　　宛丘下边来跳舞。

　　不管冬寒和夏暑，

　　一年四季玩鹭羽。

　　丁丁冬冬把缶敲，

　　跳舞跳上宛丘道。

　　不管冬寒和夏暑，

　　一年四季玩鹭。

　　写的是陈国的人民敲着鼓，敲着缶，拿着鹭羽、鹭等舞具，在宛丘上下和道途上跳舞。无论寒暑，一年四季兴致都很浓。《诗经·陈风》还有一篇《东门之枌[fen坟]》，也是写跳舞的：

　　东门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榖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绩其麻，市也婆娑。

　　榖旦于逝，越以鬷[zong宗]迈。视尔如荍[qiao桥]，贻我握椒。

　　高亨《诗经今注》说“鬷”是一种锅。“迈”为远行。根据高亨的解释，译成现代汉语，即为：

　　东门长着白榆，

　　宛丘长着柞树。

　　子仲家的姑娘，

　　爱在树下跳舞。

　　遇到好日子就溜，

　　南原上边去走走。

　　只顾婆娑起舞，

　　绩麻的正事全丢。

　　碰到好日子就躲，

　　出门还带上饭锅。

　　我看你真像朵锦葵，

　　你送我花椒一握。

　　写的依然是陈国人到宛丘跳舞，男女青年在节日里如痴如醉寻欢的情景。陈国的都城在现在河南淮阳。宛丘位于都城南三里。至今在淮阳宛丘故地，每年三月三仍有盛大的节令歌舞集会。届时万民云集，歌舞终日，盛况依稀当年。《诗经》里描写歌舞的诗篇还有不少。经孔子整理过的《诗经》，既是歌词，也是舞词。《墨子·公孟》有“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说法。

　　周代不仅中原地区民间有丰富生动的舞蹈，就是生活在边远地区的民族，所谓“四裔”，也有丰富多采的舞蹈活动。例如，云南开远出土的春秋战国时的铜鼓上，铸有芦笙舞、干戚舞、矛舞、羽舞等各种舞蹈生活图像。

　　普天下的俗乐和雅乐，共同组成了灿烂的周朝舞蹈文化。

　　图12 云南开远舞人纹铜鼓

　　周代是中国乐舞蓬勃发展的时代。不仅知名的《六代舞》、《六小舞》等，以巩固的地位使用于礼仪，而且在贵族的宴饮游乐之中还流行着具有楚国风格的《激楚》、《结风》，和服饰华美、场面壮观的《万舞》等著名舞蹈。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出土过不少春秋战国时代乐舞文物。如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彩绘舞女漆奁，河南信阳出土的楚漆锦瑟乐舞图，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绘鸳鸯盒上的舞人图等，都生动地展示了当年贵族宴乐中的舞蹈场景。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先王之乐”渐渐失去其魅力与权威。“新乐”以勃勃生气成了人们宣泄情感的艺术，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乐记·魏文侯篇》记载了这样一件有意思的事：魏文侯问子夏说：“我一本正经地观赏古乐，可是提不起精神，唯恐会睡着。但是，一见那种被称作‘郑卫之声’的新乐，却一点也不知疲倦。请问古乐为什么会那样？新乐为何有这样的效果？”魏文侯大惑不解的问题，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乐舞艺术只有与当代人的生活和感情联结在一起，才能产生巨大的感染力。丰富多采的俗乐歌舞的生命力正在这里。

　　生动活泼的民间歌舞，和活跃于贵族生活中的专业伎乐，组成了春秋战国时期盛极一时的“新乐”。在全社会的文化以至于政治生活中，“新乐”起着重要的作用，对后世乐舞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周代声势浩大的乐舞锻炼出人数众多的专业乐舞艺人。他们被称作倡优、女乐。有些地方成了知名的歌舞艺人之乡。古书中常常提到“赵女郑姬”。《史记·货殖列传》说：“赵女郑姬，设形容，揳〔xie些〕鸣琴，揄〔yu俞〕长袂，蹑利屣，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厚富也。”是说郑国、赵国的舞女们，为了谋生而打扮得漂漂亮亮，带上乐器，穿上长袖舞服，踏着轻便的鞋子，不远千里奔赴天下各地。中山国也是以歌舞艺人世代相传而出名的。楚国舞蹈更是声名远播。楚王好细腰，楚国舞人舞长袖、扭细腰的舞姿，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有代表性的，影响所及直达汉代。

　　据史书记载，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涌现了一些天下闻名的舞人。如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美人西施，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杰出的舞蹈家。燕昭王宠爱的两个女子——旋娟和提嫫，也是杰出的舞蹈家。她们善于表演《萦尘》、《集羽》、《旋杯》等名舞，在铺着四五寸厚的香屑的席上舞蹈，竟留不下足迹，可见其体态之轻盈。正是这些舞蹈艺术家，把表演性舞蹈提高到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