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甫与《西厢记》

一．王实甫生平简介

王实甫的代表作《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杂剧中最宏伟、最优美的大型喜剧。它突破了杂剧一本四折的格式，长达五本21折，而且词采华美，形象生动，是一部文学名著。自问世以来，不仅剧本拥有广泛的读者，流传不息，而且成为许多剧种的保留节目，为广大观众所喜爱。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读古典戏曲若不涉猎《西厢记》，就不能真正认识古典戏剧的最高成就。人们常说元代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如果少了《西厢记》，“黄金时代”就会黯然失色。

然而这样一部世界名著，其作者王实甫的生平资料却知之甚少。钟嗣成《录鬼簿》说他“名德信，大都人”，列“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一类，说明他大约与关汉卿同时，也生活在元杂剧创作和演出的中心。他曾写过一首[商调集贤宾]，题名《退隐》（见明·陈所闻《北宫词纪》），自称“有微资堪赡赒，有园林堪纵游”，“百年期六分甘到手”，可知他曾做过官，60岁后退隐，有一定的家产。明初贾仲名写给他的[凌波仙]挽曲说：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飙飙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风月营、莺花寨、翠红乡都是歌女聚居的地方，这些歌女也就是当时的杂剧演员。说明王实甫与关汉卿一样，也长期活跃于戏曲演员中间，熟悉舞台生涯，文学修养很高，这对他的杂剧创作是有很大帮助的。据记载，他曾写了14部杂剧，除《西厢记》外，尚有《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四丞相歌舞丽春堂》全本及《苏小卿月夜贩茶船》、《韩采云丝竹芙蓉亭》各一折，艺术成就都部太高。他最杰出的代表作是《西厢记》，据王季思先生校注“后记”考证，大约写于元成宗大德三年至十一年（1299~1307）之间。

《西厢记》的作者问题，到明代发生了争议，或以为王实甫作，或以为关汉卿作，或以为前四本王作第五本关续，或以为关作王续，众说纷纭。比较而言，《录鬼簿》明标为王实甫作，当比后来诸说可靠。

明朝中叶以后，戏剧家们对《西厢记》推崇备至。王世贞说：“北曲固当以《西厢》压卷。”（《曲藻》）王骥德说：“实甫《西厢》，千古绝技。”（《曲律》）它在民间广泛流传，许多剧种都有《西厢记》剧目；刻印数量之多，仅明代就有60多种版本；许多人都改写过《西厢记》，说明其影响之广泛、深远。

二．西厢故事的流变及《西厢记》主题思想

王实甫《西厢记》能取得杰出成就不是偶然的，它继承了西厢故事的悠久传统和前人创造的艺术成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认识它的艺术价值，还必须从西厢故事的流变说起。

西厢故事渊源于唐代文学家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结局是张生去长安考试未中，抛弃了莺莺，说莺莺“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以忍情”。很显然，这是一个负心的故事，但其中许多爱情描写的文字却娓娓动人，至北宋时始由艺人们讲说，产生了赵令畤的说唱版《西厢记》——[商调蝶恋花鼓子词]，曲白相间，又说又唱，使《莺莺传》的故事普及化。作者对莺莺表示了同情，隐含地批评了张生始乱终弃的丑恶行为，“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尤物之类的调子没有了。但作者没能洞悉产生这一悲剧的根源，照旧保留了张生背盟的结局，其反封建的思想性还不够鲜明。

西厢故事到南宋已形成戏剧，但剧本没保存下来，不知其详。对王实甫创作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是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这是一部大型说唱文学，不但文辞优美，形象生动，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对西厢故事进行了大量实质性的改写。他看出要想歌颂莺莺，就非得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他把一个始乱终弃的忘恩负义之徒，改写成一个风流儒雅、性格质朴的青年才子；把莺莺被损失的病态爱情，改写为纯洁的高贵爱情。但这样一改，又产生了新的问题：究竟是谁破坏他们的婚姻呢？董西厢关键的一笔，是把被人忽视的老夫人推了出来，她是摧残崔张爱情的罪魁祸首。这一改，就把原来背信负心的情节，一变而为反封建礼教、歌颂忠贞爱情的故事，成为王西厢的奠基石。

王西厢从董西厢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粹，凝练成戏，这里面包括了王实甫自己的独创，特别是在人物塑造和语言技巧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以至于长期以来，许多人只知道王西厢，而不了解董西厢。经过王实甫的努力，西厢故事第一次成为直观的舞台艺术。以最有群众性的戏剧形式普及了西厢故事，扩大了它的影响，这是王实甫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厢记》写相国夫人携女儿崔莺莺扶崔相国灵柩回老家安葬，途中寄居普救寺，住西厢。青年才子张珙书剑飘零，上京赶考，顺便游览普救寺，佛殿偶遇，一见钟情。叛将孙飞虎围攻普救寺，老夫人情急下招贤令，退兵者以莺莺妻之。张生写信向白马将军杜确求援，打退叛军。老夫人食言赖婚，年轻人向封建礼教发起挑战。婢女红娘帮他们穿针引线，莺莺经过思想斗争，大胆于张生私订终身。老夫人发觉，恼怒拷红，强令张生上京应取。莺莺忍痛长亭送别，张生状元及第，郑恒造谣作祟。张生在杜确帮助下，揭穿阴谋，终于莺莺团圆。张生高唱“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全剧终。

有人认为《西厢记》的主题思想是反封建门阀制度，因为张生是个穷书生，莺莺是相国千金，门第悬殊，老夫人多次向张生亮出的挡箭牌就是“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崔张爱情障碍是门第观念造成的，他们敢于私自结合，什么这部戏是反门第观念的。这种说法，初听似乎有理，仔细推敲则有疑问。论门第，张生家世并不低，他自称“先人曾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礼部尚书的官品很高，老夫人没有理由瞧不起他。若论家世，张生与郑恒半斤八两；若论仪表才学，张生风度翩翩，饱读诗书，郑恒则胸无点墨，庸俗不堪。那么，老夫人为什么非得把女儿一朵鲜花往牛粪上插呢？原因在于，顽固的封建道德支配着她，崔相国生前订下莺莺与郑恒的婚约，她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违背的。

老夫人这个角色在戏中是以封建顽固势力的面目出现的。她一上场就说：“老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之侄，乃郑尚书之长子郑恒为妻。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后来她向张生赖婚，又把这话当作理由：“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这是按照“父母之命”的戒条把女儿的幸福强行订在封建契约上的。所以《西厢记》结尾处，郑恒造谣说张生另娶，老夫人并没有痛愤难忍之情，反而暗带三分高兴，乘机再次悔亲。她自己的一番表白最能说明她内心的真实活动：“谁想张生负了俺家，去卫尚书家做女婿去。今日不负老相公遗言，还招郑恒为婿。”她耿耿于怀的仍是“不负老相公遗言”，这才是她一再赖婚的真实原因。如果说她嫌张生家世寥微，那还没真正摸透她的心思。

《西厢记》的主题思想，说它反对门第观念也罢，说它反对封建道德也罢，都不是最本质的总结。最本质的问题是，儿女的婚姻究竟由谁决定？是父母之命，还是自己？这才是问题的要害。王实甫在全剧结尾处大胆地提出了一个理想：“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在婚恋题材的文学作品中，反对“父母之命”的思想并不罕见，但以如此艺术的语言将这一思想表达得如此清楚，锋芒所向如此明确，王实甫是首创。因此，他热情地歌颂崔莺莺、张生为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而对封建礼教的叛逆和对封建家长的反抗，其思想锋芒确实咄咄逼人，难怪清代道学家诅咒他“嚼舌而死”。

简言之，《西厢记》通过崔、张的爱情纠葛，反映了古代青年为追求纯真爱情和自主婚姻，对以老夫人为代表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了公开的抨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婚姻理想，给人以温暖和希望，这就是它积极的精神力量之所在。

三．《西厢记》典型形象分析

《西厢记》最重要的艺术成就，是成功地塑造了三个性格鲜明、并具有高度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张生、莺莺是各具个性特征的封建礼教叛逆者典型，红娘则是聪明机智、乐于助人的卑贱者典型。

1.崔莺莺

莺莺这个人物是中国古代戏剧史上最早出现的追求婚姻自由、背叛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形象。王实甫满腔热情地歌颂了这位贵族少女违抗封建家族利益、冲决封建道德网罗的勇敢行为，而且深刻、细腻地揭示了她思想觉醒的过程。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李，根本不允许青年男女从相互倾慕到结成眷属这样的自主婚姻，他们的命运完全操纵在家长手里。所以，千百年来，青年男女为追求自由婚姻的愿望一直与封建礼教发生着尖锐的矛盾。《西厢记》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莺莺这个礼教叛逆者形象的。

莺莺生活在一个严酷的环境里，红娘的话很说明问题：“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雪之操。内无应门三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得辄入中堂。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莺谢而言曰：‘今当改过自新，毋敢再违。’”然而封建家长如此严格的管束，并没能禁锢她对爱情的渴望，恰恰成为她对张生一见钟情的条件。当她在佛殿于张生邂逅相遇后，便接二连三向封建礼教挑战，大胆追求自由的爱情生活。莺莺的叛逆性格，突出表现于她对家族利益的蔑视。张生是一个家道中落的书生，但张生的才华和痴情却博得了她的爱慕，直到她走上决定性的一步，与张生私定终身时，她从来都没有考虑过张生的门第、地位和财产。这就使得她追求的自由婚姻有别于以家族利益为出发点的包办婚姻。

但莺莺走上与张生结亲的决定性一步，是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的。虽然她与张生只隔着一道矮墙，可要跨越这道矮墙实在不容易，不光是“小梅香伏侍的勤，老夫人拘系的紧”，莺莺自身也不敢贸然违背从小所受到的严格教育。王实甫是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剧作家，他没有离开莺莺的生活环境和教养，严格遵循一位贵族小姐的性格逻辑，深入、细腻地揭示她内心世界的变化。比如，她热烈地盼望着读到张生通过红娘传来的书简，可她又拿出小姐的派头，声色俱厉地责骂红娘：“小贱人，这东西那里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儿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第三本第二折）又比如，她“传简”约张生幽会，当张生践约而来时，她却拿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面孔，兜头一盆冷水：“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夜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第三本第三折）闹了个不欢而散。莺莺这番表演，最充分不过地说明，这位贵族小姐要走上背叛封建礼教、追求自由婚姻的道路，要克服封建意识在心灵深处所留下的障碍，是多么的困难和曲折。如果王实甫不是洞悉贵族女子的心理，采取简单化的手法，让莺莺与张生一拍即合，那他就不可能塑造出莺莺这样的典型人物来。

莺莺蔑视家族利益，而封建家长正是以家族利益来破坏她的自由婚姻的。老夫人向张生的最后通牒是：“好秀才呵，岂不闻‘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待送你官司里去来，恐辱没了俺家谱；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婿。你明日便上朝应取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第四本第二折）这对张生是个刁难，对莺莺更是严重的威胁。因为张生一旦不能考取，他们的婚姻便成泡影；而张生金榜题名，又很可能抛弃她，即使不抛弃她，张生也可以再娶一个甚或几个妻子，这对莺莺同样是悲剧。基于这两方面的忧虑，莺莺对老夫人的逼试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对功名利禄表示了极大的厌恶，从而使得她的形象大放光彩。“长亭送别”时，莺莺对张生反复叮咛，集中体现了她的愤懑和担忧：“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早变回来。”[二煞]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则怕你停妻再娶妻。你休要“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里“青鸾有信频须寄”，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此一节君须记：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第四本第三折）

可以说，莺莺的担忧不只是属于她个人的，而是属于整个贵族妇女阶层。这个阶层的妇女几乎不可能得到纯真的爱情，因为她们婚姻不仅要以家族利益为基础，而且一夫多妻制也消灭了爱情本身。所以莺莺把维护专一的爱情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而把考取状元斥为“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无疑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2．张生

张生是《西厢记》塑造的又一个封建礼教叛逆者典型。这个典型人物，也有者鲜明的个性特征。剧中人对她的称呼，几乎可以概括他的全部个性：莺莺称张生是“至诚种”（第二本第四折），红娘称张生为“风魔汉”（第三本第二折），又讽刺他是“银样蜡枪头”。的确，张生是热情、诚恳、忠于爱情、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的才子，但他在争取自主婚姻的过程中又有很大的软弱性，他那十足的书生气、才子气与诚恳、热情的态度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多情近乎于痴和狂的喜剧性格。

王实甫安排张生一上场就表现出才气横溢和对功名利禄充满信心的样子，通过他对黄河的赞美来反映他的雄心壮志。然而当他在佛殿偶遇莺莺之后，整个心思都被爱情系住了，竟置科举于脑后，在普救寺里一心一意第追求爱情。张生这种行为无疑是离经叛道的，也就必然与封建家长和传统道德发生尖锐的矛盾。王实甫仅仅抓住张生与老夫人之间的冲突来刻画他的反抗性和软弱性的。

作为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崔老夫人恪守丈夫生前的遗愿，要把女儿许配给郑恒。她在叛军围攻普救寺时许下的诺言，是根本不打算付诸实践的。她以为用几个钱就可以打发张生：“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另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张生虽然两袖清风，却不愿收纳金帛二放弃爱情，他气愤第回绝说：“既然夫人不与，小生何慕金帛之色？”（第二本第三折）张生与老夫人的矛盾，是要求自主婚姻的青年一代与封建家长之间的矛盾在文学上的反映。

张生的反抗是动摇和软弱的，他的动摇和软弱，使他成为一个喜剧人物。被老夫人冷落后，张生找不到更多的言语来回敬，一气之下，“便索告辞”，无计可施，竟要在红娘面前“解下腰间之带，寻个自尽”。此时此刻张生的可怜相与红娘来请他赴宴时幻想好事成真时的喜不自禁（“小生客中无镜，敢烦小娘子看一看小生如何？”）形成强烈的对照。随着爱情的进展或受挫，他一会儿喜形于色，一会儿悲痛欲绝，这固然反映出张生的软弱性，也表明他确实是一个“至诚种”。

当然张生用实际行动克服了他的软弱，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成为一个可爱的理想人物。他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考取状元之后，他并没有因为地位的改变而背叛莺莺的爱情，他甚至连官也懒得做，一心一意早日回到普救寺去见莺莺，这种真挚的感情是难能可贵的。正是由于他的专一和忠贞，才保证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主体的升华。

3．红娘

红娘是《西厢记》创造的又一个动人形象，她的名字在民间已成为乐于助人、成人之美的象征。一个丫鬟，在老爷夫人眼里不过是一个卑贱的仆役，但她的聪明才智不仅甚过饱读诗书的张生和莺莺，而且能够制伏封建家长老夫人。她在剧中不是可有可无的配角，而是作为支持青年叛逆者的正义力量出现的。她在剧中的地位是那样重要，以至于可以说没有红娘，《西厢记》就会逊色许多。王实甫以满腔热情歌颂了这个聪明、机智、泼辣的卑贱者，五本21折戏中由红娘主唱的戏占了7折（第二本第二折、第三本全本四折、第四本第二折、第五本第三折），占全剧分量的1/3。《西厢记》主要是从一下三方面来刻画红娘形象的：

第一，红娘大胆第支持张生和莺莺的叛逆爱情，而毫无利己的动机。贵族家里的丫鬟，既是小姐的奴婢，又是家长的耳目，起着监护小姐的作用。但红娘却无视老夫人的权威，置封建礼教于不顾，不仅没有充当老夫人的耳目，反而成了莺莺与张生之间穿针引线的人物。这在家法森严的封建时代是绝不允许的，可以说红娘是冒着很大风险在帮助这以对贵族青年的。但她从来没有想过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当她为张生传书送简时，张生非常感激，说：“小生久后多以金帛酬谢小娘子。”这句话却激怒了红娘，回答：“你个馋穷酸徕没意儿，卖弄你有家私，莫不图谋你的东西来到此？先生的钱物与红娘做赏赐，是我爱你的金赀？”落落大方地把张生教训了一顿，显出一个丫鬟的情操比张生这个贵族青年还要高尚得多。

第二，红娘敢于与老夫人当面顶撞，公然支持张生、莺莺的自由恋爱，指责老夫人背信弃义，巧妙第制服了这个气势汹汹的封建家长。著名的“拷红”这折戏集中体现了红娘的智慧。

张生、莺莺私定终身的事败露后，老夫人首先拿红娘是问，气势很凶。剧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小贱人，为什么不跪下？你知罪么？”“红娘不知罪。”“你故自口强哩，若实话呵，饶你；若不实说呵，我直打死你个小贱人！”红娘来了个后发制人，果然照直说了，而且拿老夫人最害怕的事情来刺激她，唱道：“他们不识忧，不识愁，一双心意两相投，夫人得好休，便好休，这其间何必苦追求？常言道‘女大不中留’。”

这段话把老夫人镇住了，因为她高贵的门第怎能让这种丑事张扬出去呢？于是她的口气变得有些软弱而且无可奈何：“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红娘又毫不含糊第把老夫人顶了回去：“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这下老夫人吃不住了，反倒成了被审问者：“这贱人倒指下我来，怎么是我之过？”于是红娘抓住机会，理直气壮，一口气把老夫人的过错掀了底朝天：“‘信这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请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哉？”（第四本第二折）

这通话陈以大义，晓以利害，把老夫人制服了。她完全丢掉了拷问者的架子，无可奈何第承认：“这小贱人也道得是。”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句话来概括王实甫创造的这两个戏剧人物，再也合适不过了。

第三，红娘对自诩门第高贵，造谣破坏莺莺自由婚姻的郑恒表示了极大的轻蔑，指出他根本不配于张生相比。她在与这个仗势欺人的花花公子的斗争中，再一次维护了崔张爱情，对老夫人的不义合郑恒的无耻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并做了无情的嘲讽。这可以看出红娘对人生价值的估量和对善恶评判的标准，就其性格所反映的内容来说，红娘形象的意义显然超出了爱情题材之外，成为了解下层人民高尚情操、美好心灵的以面镜子。剧作家本人对爱情的理想和愿望，正是通过莺莺、张生、红娘三个性格的描写而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的。全剧由红娘主唱的戏份占了7折，就不难看出王实甫在这个人物身上所倾注的心血和独特的审美激情。她已经和崔莺莺、张生鼎足而三在各自的位置上现实出他们的性格特色来。德国诗人海涅说：“在一切大作家的作品里面，根本无所谓配角。每一个人物在他自己的地位上都是主角。”（海涅：《论浪漫派》，见《海涅散文选》，新文艺出版社P167）

四．《西厢记》的艺术特色

《西厢记》是以部既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又有精湛的艺术特色的伟大作品。它在结构的严谨性、情节的生动性、精确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优美抒情的诗剧语言等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古典戏剧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1．情节的生动性

以部结构宏伟，而故事单纯的剧作，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容易使剧情显得单调、呆板、松散，观众兴味索然。但《西厢记》不然，它的故事虽然单纯，主要人物只有三四个，地点几乎没有离开普救寺（佛殿、花园、书房、闺房），但它的每以折戏都深深地吸引着观众，波澜起伏，情节跌宕，使人目不暇接。

第一折（“佛殿奇遇”到“张生闹道场”）是一支轻快的爱情序曲，如春风拂面，温暖惬意，洋溢着爱情的喜悦。可是第二本（“白马解围”到“赖婚”却突然由喜转入悲，呈现出全剧第一个打波澜。“白马解围”之后，大有喜事在望的趋势，不仅张生、莺莺沉浸在喜悦之中，就连红娘也被迷惑了。第二本第二折（“请宴”）营造出一种气氛，让张生在欢乐的迷雾中歌唱：当他听说老夫人请他赴宴时，“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铮铮的”。造成这样的欢乐气氛，正好与第三折老夫人的赖婚形成强烈的对比。谁也没有猜透老夫人的哑谜，席上一句别有用心的“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便把欢乐的迷雾给吹散了，张生和莺莺的情绪由沸点降到冰点。第三本到第四本（“传简”—“赖简”—“幽会”—“送别”）悲喜交加，由喜到悲，形成全剧第二个大波澜。年轻人向封建礼教发起了挑战，老夫人以攻为守，逼张生离开莺莺，以考取状元为迎娶莺莺的条件。到了这般地步，戏很难再做下去了，因为这一对贵族去年面临着悲剧的结局。但王实甫在“长亭送别”之后，又别出心裁第安排了“草桥店惊梦”，让张生在客店里梦见莺莺私奔而来，唱出“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愿望，给张生惆怅的心灵几许慰藉。然而这毕竟是梦，现实生活中的莺莺不可能逃脱家长的控制，去寻找她想像中的境界。所以戏到此还不能结束，莺莺的命运如何，她和张生的爱情结局究竟怎样？这个问题深为观众所关切。于是王实甫又写了第五本，用两折的篇幅专门抒写张生和莺莺的互相思念，在第三折突然穿插郑恒造谣抢亲的情节，使平静下来的戏再起风波，为最后的大团圆结局造成危机感，吸引折观众不得不把戏看完，否则绝不罢休。

王实甫就是这样运用了亦喜亦悲、悲喜交加、亦张亦弛、张弛结合的艺术手法，营造了生动活泼的戏剧情节和宏伟严谨的戏剧结构，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界。

与情节的结构紧密相关，在音乐的处理上，王实甫根据塑造人物的需要，打破了元杂剧一本由正旦或正末一唱到底的框子，既有张生、莺莺、红娘的主唱，又有张生、莺莺的对唱，显得自然活泼，切合剧情的要求。这是对元杂剧的重大发展。

2．优美抒情的诗剧语言和细腻精确的心理刻画

《西厢记》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那优美抒情的诗剧语言，以及运用这种诗剧语言去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正因为其语言华美，辞藻艳丽，故朱权《太和正音谱》誉之曰“花间美人”。

戏剧的唱词既是抒发人物情感、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也是创造环境的重要工具。张生、莺莺的唱词，把唐诗、宋词的佳句日常生活口语熔为一炉，点化成优美靓丽的诗剧语言，既有诗词含蓄深远的意境，又有生活口语的明快流畅。特别是“长亭送别”（第四本第三折），诗情画意，楚楚有致，是《西厢记》的精粹，也是传诵已久的名篇。下面试就这出戏分析其艺术成就。

这出戏的内容是写老夫人逼张生赴试，崔、张长亭离别。时当暮秋，地在郊外，长亭、野山、落叶、西风，一副凄凉景象。莺莺一上场，几句自白，就徐徐道出一片秋心冷绪：“今日送张生上朝取应去。早是离人伤感，况值那暮秋天气，好烦恼人也呵！”继之两句慨叹人生聚散无常的诗句：“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金圣叹批评本作“离合悲欢一杯酒，南北东西四马蹄”），唤起充满诗意的离情别绪，令人黯然神伤。紧接着是一段凄楚感人的名曲：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色彩绚丽，景物凄迷。深秋的天空高远，空阔的大地黄花烂漫，秋风呜咽，雁声嘹唳，整个世界都是寒秋的凄凉，莺莺带着无可排遣的离愁别恨来为张生送行，她的所有怨尤都是通过对暮秋景色的感受表现出来的。她在路上看到的是满目红叶，引起了她无尽的遐思：是谁把枫林染红的呢？不是霜，那该是离人的血泪。但字面上并不点明一个“红”字，却用一个“醉”字把“红”字藏了起来；泪红得象血，但字面上不把“血”字点明，却用一个“泪”字把“血”字藏了起来。这种文词的含蓄，正是莺莺含蓄性格的写照。

深秋的凄凉加上暮色苍茫才倍显惨切，接下来一首曲子：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行，车儿快快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生“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

这是赴长亭途中、坐在车里的莺莺的细腻心理活动，刻画得何等惟妙惟肖！王实甫设身处地去把握这位贵族小姐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通过她对周围景物的视觉和听觉来揭示她内心的感受：只有分别的一刹那，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才感到寸阴可贵。相识得太晚了，分别得太快了！这一切对此时此刻的莺莺来说最有切肤之痛。她舍不得张生离去，但又不便明说，这是她贵族小姐的性格，诗化的感情只能用诗化的形象来表达。既然柳丝再长也拴不住张生匆匆的去马，那就请树梢挂住斜阳，让时光永驻吧，谁不希望幸福是永恒的呢？

过分贵重的爱情对痛苦是敏感的，莺莺就快走道长亭了，“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李白诗），她简直不敢听一生送别的话，看一眼分离之地，以至于“松了金钏”，“减了玉肌”。猝然的分离使莺莺顿时憔悴，从形来说这是夸张，从情来说这是真实，感情的真实借助于艺术的夸张显得更加真实。

莺莺终于来道了长亭，离别的筵席不会是红红火火的，王实甫用他那传神之笔，给离筵泼上了一层惨然的淡墨：

[脱布衫]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萋迷。酒席上斜签着坐地，蹙愁眉死临侵地。
这是莺莺坐在长亭里酒席上的感受：她放眼窗外，天宇之下，秋意袭人，西风飒飒，黄叶纷飞，苦草凄迷。正是这恼人的深秋景色，衬托着张生愁苦的面容，他斜坐在那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更加深了莺莺的愁思。前两句是诗词的格调，后两句是生动的口语，这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巧妙地抒发了莺莺的情绪，又创造了离筵的气氛。

如果说莺莺、张生的唱词带有典雅的风格，那么红娘的语言则更多地保存了民间口语的特色，辛辣而又活泼。如第二本第三折，她讥笑张生顾影自怜的可笑样子：

[满庭芳]来回顾影，文魔秀士，风欠酸丁。下工夫将额颅十分挣，迟和疾擦倒苍蝇。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人牙疼。

这里的嘲笑是善意的，但又是极辛辣的，从红娘的口中唱出，非常切合她的身份。

《西厢记》的语言艺术只是体现在唱词的创造上，还表现在宾白的提炼上。王实甫为了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很重视宾白的写作，往往一两句话就能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有丰富的潜台词。如第一本第三折，红娘偷偷告诉莺莺，说前日在佛殿上遇见的那位酸秀才如何如何可笑，被她抢白了一顿。[旦笑云]红娘，休对夫人说。天色晚也安排香案，咱花园内烧香去来。“休对夫人说”五字极有概括力，把莺莺内心世界里那无法掩饰的对爱情的憧憬深刻地揭示了出来。

又如第三本楔子莺莺与红娘之间的一段对话，十分活泼，把两个不同身份的少女的情态区别得十分清晰：

[红上云]姐姐唤我，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旦云]这般身子不快呵，你怎么不来看我？[红云]你想张……[旦云]张甚么？[红云]我张着姐姐哩。[旦云]我有一件事央及你咱。[红云]甚么事？[旦云]你与我望张生走一遭，看他说甚么，你来回我话者。[红云]我不去，夫人知道不是耍。[旦云]好姐姐，我拜你两拜，你便与我走一遭！

创造属于剧中人自己的对白，不是作者强加于其身，而是从其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出发，非这样说不可，这是戏剧成功的标志之一。《西厢记》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与它善于创造耐人寻味的个性化语言密不可分。称王实甫为一位语言大师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