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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起源于民间岁时在门上张贴门神画像以避凶逐疫的习俗,文献记载可以追溯到汉代。唐代雕版印刷兴起,为年画的流行提供了技术条件。晚明以来,由于民俗对于年画艺术的青睐,它的发展遇到了最佳机遇。而民间年画的内容中,戏曲占有很大的比重。最初年画对于戏曲的表现主要是在题材上,即选择戏曲的故事情节作为表现和构图的对象,例如早期的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百花赠剑》、《游园惊梦》、《凤凰楼》等皆是。随着人们对于戏曲热情的高涨,年画也逐渐发展了戏曲的舞台画,即把戏曲演出的舞台场面搬上年画构图,集中表现一个舞台场景,甚至还有的干脆连戏台也一起画了出来。清后期武戏兴盛之后,短打靠扎戏及其舞台架势更多地出现在年画中。戏曲年画的描绘方法常常是由民间画师亲赴剧场,找到一出戏最具代表性的场景或最优美的表演身段,通常是抓取“亮像”的一刹那,当场描下底稿,然后带回作坊,再凭记忆反复修改而成。有时画的是某名伶,还把他的姓名刻上,例如天津杨柳青年画《闯宫》,就刻有梆子演员达子红、皮黄演员高福安、薛凤池的名字,这是当时梆子皮黄“两下锅”情景的写照。戏曲年画在全国范围内都有刊刻,其中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发展得最为成熟,艺术价值也最高。另外山东潍县杨家埠,四川绵竹,福建泉州,安徽临泉,河南开封,山西晋南,河北武强、芦台等地,也都是戏曲年画的集中刊刻地区。

明万历年间,苏州的雕版印刷十分兴盛,影响到民间年画的发展。大约在明末清初,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盛行开来,作品流传各地,并传入日本,对于日本的浮世绘版画产生影响。康熙时英人肯普弗(E.Kaempfer)曾经在日本搜集到不少桃花坞年画,现藏大英博物馆。乾隆时期是桃花坞年画发展的颠峰,当时的年画铺可以考见的就有张星聚、张文聚、魏鸿泰、陆福顺、陆嘉顺、墨香斋、张友璿、季永吉、泰源、张湜临等数十家。嘉庆以后,由于现代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桃花坞年画的市场受到冲击,不得不由城市转向农村,一方面向农民的审美趣味靠拢,一方面也尽力降低成本,逐渐变得绘雕粗糙,构图平庸,印刷简陋,因而走向了衰落。乾隆年间桃花坞年画主要以风景画为主,戏剧故事画的比重较小,表现的内容大约主要是昆腔剧目。以后戏剧画日益增多,今天见到大量的清代后期作品,内容则转为以徽戏为主,这是徽戏盛行到京剧产生时期的情形了。桃花坞后期戏曲年画一个典型的特点是详细描画出剧场的状况,有的画中除了登场人物外,还绘出舞台建筑以及舞台上的全部装置,例如画面两旁各有台柱,柱上悬匾,台上有栏杆、吊灯、上下场门,甚至连舞台上悬挂的广告版及其上面的演出文字都一一记录在案。后期桃花坞年画多用大红大绿的施色,造成强烈的色彩对比,明快简朴,充满了农民的情趣。

天津杨柳青戏曲木版年画产生于明代,清代最早生产年画的作坊有戴廉增、齐健隆两家,最盛的时候,有7000户人家从事此项经营,包括南乡31个村庄,民国初期杨柳青周围还有以印制年画为业者6000多人。杨柳青地近京畿,和桃花坞不同,它的销售对象是京、津地区的皇亲贵戚、官家巨富,因此对画品风格的追求注意典雅温润,侧重人物描写,注重绘制技术。其制作工艺首先由民间画师起稿,刻版后用墨线水印或套印,然后组织周围农村绘工进行添彩敷色加工,其颜色中加调白粉,因此给人以素雅、恬淡、调和、文静的感觉,绝不生硬刺目。杨柳青戏曲年画现存较早的产生于乾隆年间,如《盗仙草》、《辛安驿》等,为昆曲、京腔剧种的演出剧目。嘉庆到光绪年间的存画众多,大多反映的是梆子和皮黄戏的内容。杨柳青戏曲年画通常不用背景或只有简略背景,而主要绘出剧中人物的当场情态。初期作品人物较少,形象较大,装束与舞台不同。后期作品则常常场景宏大、人物众多,登场人物的服饰脸谱装扮、所持道具砌末、舞台调度以及工架身段等等,都直接仿自实际演出。与桃花坞戏曲年画面对看戏较少的农村购买者,随时需用文字对画面进行解说不同,在极其熟悉戏剧情节的京、津民众面前,杨柳青年画常常省略人物标名,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杨柳青戏曲年画式样众多,按照不同的需要来裁截纸张,划分类别,有“贡尖”(整张纸)、“三才”(一张纸三裁)、“对楼”(用两张纸分绘,然后拼接张贴而成一幅)、“四条幅”、“八扇屏”、“中堂”、“横披”以及“炕围”等。画面可以为“单出戏”,也可以是由几个场景组成一出大戏。

还有一些重要的戏曲年画生产中心:

河南开封朱仙镇印制年画历史悠久,朱仙镇在宋代为全国四大商业重镇之一,当时的开封已经盛行印卖门神桃符一类年画(见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朱仙镇的年画可能即从那时发源。乾隆时期朱仙镇有木版年画作坊300余家,其中著名的有“天义德”等。今天见到的朱仙镇戏曲年画,内容多为弦索、梆子腔的历史剧目,线条粗犷,色泽艳丽,带有浓郁的农民艺术气息。

河北武强年画始于明朝永乐年间,最早是手工描绘,称“生笔画”,后来改为半印半画,清初则采用木版套色水印。康熙年间有北方民谣说:“山东六府半边天,比不上四川半个川。都说天津人烟密,比不上武强一南关。每天唱上千台戏,找不到戏台在哪边。”所说的“千台戏”就是指戏曲年画。

山东潍县杨家埠最盛时期有100多家作坊,每年印制年画要用3.6万令纸,村民百分之五十以年画作为副业,同时还要在左近广为雇觅印画工人。潍县戏曲年画以人物为主,辅以简单道具如桌椅等,舞台画面比较净化。除了用一幅画面表现一个戏出场景的以外,还有用四幅、八幅构成连环画式的表现手法,又有把多场次场景集中在一幅画面中,而以山、树、房屋等框范场景空间的。

山西南部今存70余块清代戏曲年画雕版,其中一块残版刻有“康熙□年□月”字样,可见当时晋南的戏曲年画印刷已经兴起,其它还有嘉庆、道光时期的雕版,反映了晋南戏曲年画生产的延续性,清末知道名字的有益盛成以及永宁堡的年画作坊。

四川绵竹年画也兴起于明代,清乾隆、嘉庆年间年画作坊已达300余家,分布在县城和城郊西南一带的板桥、孝德、清道、新市、遵道、拱星等乡镇,年画艺人逾千人,而从业人员超过万人。绵竹年画艺人还成立了行会组织“伏羲会”,会址设在南华宫。绵竹年画的品类有门画、斗方、中堂、条屏、案子等,清代中叶时,其产量为每年门神、斗方1000万份,画条200万份上下,行销云贵、两广、湖南、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以及东南亚。其生产店家以梁云鹤画店和傅兴作坊最为著名。绵竹年画里的戏曲部分多以川剧为内容,手法常常是突出人物,略去布景,风格则浓丽柔绵。绵竹年画还有一个特点,即在门画上多用世俗和戏曲人物对子,除了它处常见的秦琼、尉迟恭以外,武将、武生、加官、状元、诸葛亮、薛仁贵、穆桂英等,都成为表现对象,反映了当地人民对于戏曲的热爱。

全国各地年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彼此交流并发生交叉影响,例如苏州桃花坞年画广为影响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南京、扬州、上海、南通等城市的年画创作;山东东昌府年画于明末受到河南开封朱仙镇的影响而形成,又给予后来兴盛的山东潍县年画以影响;潍县年画在清代后期又受到天津杨柳青、河北武强年画的影响,而它的兴盛则影响了山东高密、平度等三十几个县的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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