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杂剧中的隐语研究（一）

引言
仔细考察《录鬼簿》及《录鬼簿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就会发现其中多次论及元曲家热衷且擅长隐语创作。由此可见，元曲家及元曲与隐语关系密切，值得我们深究。隐语先秦时期称之为廋词，后来朝娱乐文体方向渐渐发展成谜语，朝语用的角度渐发展成为市话、行话、黑话、切口等。隐语中与元曲家关系最为密切的应是谜语。但是翻阅诸多谜书，皆言元代谜语散佚严重，传世无多，故而多语焉不详，草草带过，未能够深入论及，甚为遗憾。诚然，元代专论隐语的谜书确实散佚严重，但是就笔者目力所及范围内考察以往诸家关于此问题的研究，发现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围上存在的问题也是造成语焉不详、研究不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专论隐语的文章与论著的史料钩沉来看，这些论著文章多从元代的诗文及笔记中搜寻谜料，忽略了元代“一代之文学”──元曲。从研究元曲的论著文章看，将元曲与隐语结合研究的，又多是语言语用学的研究，从文学的角度对考察隐语与元曲做交叉研究的鲜有，更谈不上深入。这表明隐语与元曲的交叉研究是尚待深入的领域。隐语与元曲结合的紧密程度如何？二者为什么能够通过元曲家结合并且成为一种时代流行现象？它们又是以怎么样的方式结合的，特点如何，作用如何，影响如何？这些问题都未曾有圆满的答案，值得我们进一步深究，故而草创此文，以期有所创获。
第一章  元曲家与隐语
小引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代。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统江山，还因为这个朝代的特殊的社会世情使得通俗文艺方兴未艾，特别是元杂剧，成为“一代之文学”。除了元杂剧之外，元代还盛行一种叫“隐语”的通俗文艺，可惜由于时代久远，书籍散佚严重，使得我们对之已不甚了了。笔者拟从《录鬼簿》及《续编》中钩沉史料，大致描绘当时的曲家与隐语之间的关系
一、《录鬼簿》及《录鬼簿续编》与元曲家及隐语
对于考察元代文学而言，《录鬼簿》及《续编》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料。杜海军师指出：元代钟嗣成所编的《录鬼簿》被认为是元人记录元杂剧的唯一著作，也是我国戏曲史上第一部解题式目录，目录中人立一传，叙爵里、交游、职业、职务、著述，再列所编曲目，因而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基本上是现在所知元代所有杂剧作家的史料。 据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统计，所有元杂剧作家共88人，其中81人是依据《录鬼簿》的记载。 由此可见，《录鬼簿》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有助于我们了解元代戏曲家的风貌。元末明初无名氏（一说为贾仲明）所编的《续编》大体继承了《录鬼簿》的体例与内容，对元代戏曲家的资料有所增益。故而此二书对考察元代杂剧与元曲家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考察此二书我们可以发现元曲家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的风貌，例如在地位上多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钟嗣成《录鬼簿·序》）；在职业方面或为路吏、山长，或为书会才人、勾栏浪子，或卖卜行医或为黄冠道士，遍布社会底层各行各业；人生态度方面，元曲家多豁达，善戏谑，诗酒自娱倒也有一番风流神旨；才艺特长方面，元曲家多诗文兼擅，戏曲乐府皆能，丹青隐语亦通晓，是十足的多面能手。此二书自刊行以来，历代学者从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对其中多次提到的元曲家擅长隐语的问题，鲜有人深入论及。隐语与元曲家究竟有怎样紧密的联系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究。
限于《录鬼簿》及《续编》有诸多版本，为方便起见，本文所考察的是较为通行的集成本， 引文出处亦以此本为据，因为此书条目清晰，容易查找，为避行文芜杂，故所有引文皆只标明条目，不详列页码，特殊情况方与标识页码。由于《录鬼簿》上下卷体例不一，故仅卷下统计，卷下一共收录曲家55人，除其中2人有录无传外，余下53人中擅长隐语者为11人，超过五分之一。这十一人分别为：曾瑞、赵良弼、陈无妄、吴本世、李显卿、张可久、顾德润、朱凯、陆登善、董君瑞、李邦杰。《续编》全卷收录曲家71人，其中13人有录无传，7人只有两三字简单传略，因而只有51人传略是达到“叙其姓名，述其所作”（钟嗣成《录鬼簿序》）的创作目的，而这51人中擅长隐语的高达22人，约占半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