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初叶王国维断言“真正之戏剧，起于宋代”①以来，围绕我国戏剧形成的时、地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论争。近年来，随着戏剧商业文化特质的认定和出土文物的验证，宋金说亦即宋金杂剧是初步成熟的戏剧形态的观点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同。戏曲史家戴不凡和徐朔方先后著文宣称宋都汴京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戏剧之都”，“作为北宋的故都，金代的南京，开封应是中国杂剧的摇篮”②。这一睿智而富有理性探索精神的推论，启迪着笔者对宋都开封在古代戏剧沿革演化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做一番认真的考察。
一
北宋王朝定都开封，并非靠军事政变取得政权的最高统治集团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特殊的政治地位所做出的明智选择。早在战国时期，魏国引黄河入大梁，进而沟通黄、淮两大水系，就显示了古城开封在列国之间的独特优势。隋代开凿通济渠，引黄入淮的汴河成为贯通黄、淮，南接运河、长江的枢纽。安史乱后，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南偏转，开封的地位愈显重要。唐德宗年间，宣武军十万兵马移驻汴州，开封城所拥有的交通、漕运之便依赖军事实力的保障不断得到强化，正如时人所谓“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③。唐亡之后，五代割据政权除后唐外均以开封为都城，不能不说是首先着眼于“东京华夷辐辏，水陆会通”④的卓越地理、交通条件。由五代纷争向北宋政权相对说来较为平稳的过渡，使赵宋王朝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自晚唐以来即获得较大发展的商贸活动，凭借权力中心的确立和水陆交汇的卓越地理位置，率先占据了城市商业经济的制高点，并在北宋160年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活力和健康运行的态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汴京在北宋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主要是依靠其高度繁荣的城市经济支撑起来的。自唐代后期为始，汴京即为水陆转运之中心。沟通大运河的汴河经过后周王朝的疏浚治理，更成为赵宋王朝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正如《宋史?河渠志》所述：“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湘，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三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太平年景，汴京城内“华夷辐辏，……工商外至，络绎无穷”⑤。古城东京俨然跃升为商业文化气息浓厚的国际性贸易大都会。城市工商贸易活动的蓬勃展开，必然带来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和各类服务设施的配套增加，这就引发城市格局和功能发生重大变革，进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市民阶层和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挣脱小农经济拘囿的市民意识的形成也就成了必然之势。据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对东京户籍的测算，自宋初到北宋中期，开封人口逐年递增，其盛时最保守的数字也在150万上下，其中包括驻军20万，皇室官府成员及为之服务的各类工匠约10万。此外，未列入民籍的僧尼道士近3万，王公贵族蓄养的歌儿舞女不计，单是遍布全城的官私妓女也在万人以上⑥。隋唐以来坊、市隔离的封闭状态日益成为城市经济运行方式的严重障碍，其逐步解体并实现坊市合一也就成为必然之势。逮至北宋中期，汴京城市框架成倍扩大，御街及主要干道宽阔平整，沿街高楼栉比，店铺林立，酒楼连骈，真可谓“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桥，宝马争驰于御路。……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⑦。由金钱与财货营构起来的城市商业氛围，造就了一个由官僚士绅、军卒吏役、行商坐贾、僧道巫医、工匠倡优等融汇而成的庞大市民队伍，刺激着人们的消费观念由单纯的物质占有延伸到精神的满足，城市服务设施也就由一般性的物资供应机构扩展到文化娱乐场所。为极少数官僚士绅提供特殊服务的酒楼妓馆非下层市民所能涉足，公众性的瓦舍勾栏也就应运而生了。
如果说坊市合一格局的形成为北宋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那末，瓦舍勾栏的设立，则为戏剧在与百戏伎艺的竞争中走向成熟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瓦舍勾栏的创设，是都市经济高涨及由此培植起来的浓厚的文化消费意识交相推涌的结果。研究者依据东京坊市合一体制的建立和经济复苏增长的整体态势，论定“汴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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