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女性序跋作者的戏曲功能论

文学的社会功能是文学价值的体现，文学作品一经产生便作用于社会生活，发挥其社会功能。当一种文学形式在特定时代，被一定的创作群体选择和运用时，它就具有了与创作群体相同的社会性，创作群体的社会人生观也通过这种形式得到了更充分的表达。戏曲在元代得以成熟和确立，又在明清两代得到发展，除了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之外，对戏曲功能的强调以提高其文学地位是不可忽略的因素。从社会性别群体来区分，男性对戏曲的社会功能的多元性，如认识功能、审美功能、抒情功能等，认识更全面、更深刻。女性由于社会性别地位的限制和文化话语权的缺失，她们主要通过题写序跋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戏曲艺术的理解，其批评视野相对较窄，但独具女性话语色彩，在古代戏曲批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目前学术界尚未见有专文论述。
一 “礼乐之用，莫切于传奇”：戏曲风教功能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特别重视文学的教育功能。汉代毛苌在《毛诗序》中提倡“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风教，移风俗”的诗教观，强调文学对社会、人生的重大意义的思想，在戏剧学家那里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夏庭芝(约1325—1386以后)作《青楼集，志》时，曾竭力把杂剧纳入美风教、厚人伦的轨道，“院本大率不过谑浪调笑，杂剧则不然，君臣如《伊尹扶汤》、《比干剖腹》，母子如《伯瑜泣杖》、《剪发待宾》，夫妇如《杀狗劝夫》、《磨刀谏妇》，兄弟如《田真泣树》、《赵礼让肥》，朋友如《管鲍分金》、《范张鸡黍》，皆可以厚人伦，美风化”。夏庭芝在比较宋金杂剧与元杂剧的异同时，特别强调了杂剧蕴含的思想内容，具有淳厚人伦、美化风尚的作用。较早地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的是文学家杨维桢(1296—1370)，他在《优戏录序》中提出，“太史公为滑稽者作传，取其谈言微中，则感世道者深矣”，并引孔子语阐述其对优伶的讽谏作用的重视，“予闻仲尼论谏之义有五。始曰‘谲谏’，终日‘讽谏’；且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