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与文人、商人、官人

白先勇昆曲改良十年来，昆曲产生了哪些分层？

青春版、厅堂版，改编对昆曲本身有什么影响？

于丹事件让昆曲再度成为焦点，在那个台子上，昆曲是什么？

2012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上演的“2012中国昆曲名家北大演唱会”接近尾声时，出现了“于丹被轰”事件。作为曾在现场亲历此事的观众，我赞同将此事件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昆曲演出现场的“于丹被轰”，代表部分传统戏曲观众对于丹讲昆曲的不认同。其二是在网络与媒体上的“于丹被轰”，则是于丹讲昆曲被当做“心灵鸡汤”式“官的帮闲”，而成为某些社会政治情感的宣泄口。
自2001年成为首批世界“非遗”后，昆曲从中国社会文化空间中的边缘位置逐渐变得比较重要，这一变化与中国政府将“非遗”作为其文化战略的一部分、“非遗”体制化和社会动员同步。约于2004年开始，此后各种社会力量相继介入昆曲领域。大略可分为“文人”、“商人”和“官人”。

“文人”以白先勇策划的青春版《牡丹亭》最为著名。青春版《牡丹亭》被视作新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昆曲文化现象，至少直接导致了三个变化：一是公众心中昆曲文化形象的转变(从“陈旧落伍的艺术”变为“可消费的时尚”)，并带来昆曲观众群体的扩大(从“座中皆白发”变为“座中皆黑发”)；二是冲击了中国大陆昆剧的运作模式和舞台美学，其所运用的“青春版”、“全本”等概念已成为各昆剧院团制作昆剧的基本概念；三是最重要的，在昆剧制作领域，出现了来自港台的“现代制作人”，体制内的“文化官员”被取代，民间力量成为主导力量，因而形成了不同于以往昆曲基本上在体制内循环，以政治化、通俗化为制作理念、以获奖为目标的运作模式。此后，白先勇一方面由其依托传统昆曲舞台实则观念前卫的舞台美学提出“昆曲新美学”，另一方面，将昆曲普及的重心由以演出方式进大学逐步转变为以教学方式进大学，陆续在北京大学、苏州大学、台湾大学等推动昆曲课程。这些课程除成为昆曲普及的重要场所外，也将昆曲的普及、教学与研究带入大学体系中，假以时日，可能会产生更深远的示范效应。

“商人”以王翔策划的厅堂版《牡丹亭》最为典型。厅堂版《牡丹亭》是因承包皇家粮仓而来的昆曲“生意”，它的出现，将昆曲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实现了一个颠倒。青春版《牡丹亭》尚是在昆曲的运作中借鉴大众文化的运作手段，但厅堂版《牡丹亭》则标志大众文化将昆曲纳入其中，以达成其目标。此后王翔又制作了以“男旦”、“女同”为号召的《怜香伴》及此次为纪念厅堂版《牡丹亭》600场“站台”的“2012中国昆曲名家北大演唱会”。“园林版”昆曲也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形式，它与“厅堂版”昆曲一样，皆是运用昆曲的“非遗”概念而予以运作的大众文化形式。
“官人”则是指代“文化官员”对昆曲的重视、扶持以及所制作的昆剧。虽然“文人”、“商人”在昆剧制作上形成了一定冲击，但因昆曲从属于国家文化体制，“文化官员”仍是昆剧制作中的最主要的力量，2006年的《1699桃花扇》被当做文化体制改革的试验品，而2011年豪华青春版《红楼梦》则先后获得了数千万的资金。由于“文化官员”负责制定各种文化政策掌控诸多资源，当这一群体将昆曲纳入重要的工作目标时，以往昆剧制作在体制内循环的模式则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昆曲”里“传统”观念的变化。“民间昆曲”是一个鱼龙混杂的群体，包括形形色色的戏迷、曲家曲友，及上述文人、商人等，其取向各不相同。但“民间昆曲”中始终有一部分力量坚持“传统”昆曲的观念与传承，如各地曲社、曲家曲友的昆曲传习活动。

自2001年之后，“民间昆曲”的“传统”话语因“非遗”的出现而获得了更有力的资源。故宫文史大家、京昆名家朱家溍曾发表文章，提出两个重要观念，一是认为昆曲已处于饱和状态，如《游园惊梦》等折子戏即是增减一分都不能；另一是提倡“以复古为创新”。2006年，在苏昆全本《长生殿》在北京演出时，张卫东发表题为《正宗昆曲　大厦将倾》的谈话，其意即是站在“传统”立场，批评新编昆剧。直至近年，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变化：一是诸如顾笃璜、朱復、张卫东等持“传统”昆曲立场的曲家，其观念表达日趋激进，并在昆曲爱好者群体获得了更多的认同；另一是一些昆曲老艺术家，在批评新编昆剧时亦持“传统”立场，如丛兆桓提出“转基因昆曲”概念，蔡正仁、张静娴批评《2012牡丹亭》的“创新”等。后者为“商人”与持“传统”立场的曲友及老艺术家产生分歧，并从微博上的争论延伸至上海媒体的批评之战。

“于丹被轰”事件，如果将之还原到昆曲现场，则可视作“非遗”以来日益复杂与激烈的昆曲观念与现状的表征之一。只是其间在北大这个场所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不是开始，亦将有来者。（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