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的戏痴人生

正式拜师 得马连良大师亲传

1961年11月22日，张学津听从父亲张君秋的意见并征得王少楼老师的同意，在李少春、袁世海、老舍、田汉等人出席的集体拜师仪式上，正式拜在马连良先生门下，开始学习马派艺术，亲得马连良先生传授《清官册》、《淮河营》、《赵氏孤儿》、《借东风》等剧目。

拜师以后，张学津依然管马连良叫马爷爷。这是因为当年张君秋刚成名的时候，有一天去朋友家拜客，突然房上站满警察，把所有人都带到宪兵队，到晚上也没有回家。张君秋的母亲急得一夜未眠，托人找马连良及其夫人出面找人，送了不少金条才把张君秋放出来。由于有这么一番救命之恩，所以张君秋便拜马连良夫妇为义父义母，并叮嘱张学津一定要管马连良叫马爷爷，不能忘记人家的恩德。
张学津每天一早在剧团练功，吊嗓、排戏，午饭后等马先生一起床，就到马先生家中去请教，有时和马先生一起聊天，有时陪同马先生外出，还陪马先生到清华园洗澡；马先生若有演出，他就陪同左右，看马先生化装，帮马先生穿行头，擦汗；有时在后台看戏，有时到前台看戏。一直到卸装后再陪马先生回家，与马先生一起吃夜宵。那几年，马先生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在马先生的家里几乎天天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难怪许多同行都说他就跟长在马家一样。

张学津说：“京剧界有句老话‘师徒如父子’是很有道理的，学生要像孝敬父亲那样对待老师，老师要像疼爱自己的亲儿子那样爱学生，师生的感情融洽至此，老师才能把掏心窝子的技艺毫无保留的传授给学生。师生只有课堂关系是不够的。我在先生家，跟他去遛弯儿，陪他去洗澡，给他捶腿，他也把我完全当做家里人一样。”

由于张学津经常跟马先生外出看戏，逛商店，遛公园，串门访友，泡澡堂子，他把马先生的生活习惯、嗜好乐趣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就这样，张学津不仅积攒了大量的舞台知识，也学到了马连良的艺术精髓。在张学津自己的从艺生涯中，也和马连良一样，认真对待每一场演出，以至演出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他的靴子底、水袖、护领不允许有一点脏，服装不允许有一点褶皱，他经常自己用白粉刷靴子，自己拆洗水袖护领，自己熨烫戏装；在后台，他的化装总是最讲究、最干净的，总是与众不同。

然而张学津学习马派艺术，并不是刻意追求一个“像”，他演出马派戏时虽有马连良的影子，却没有模仿的痕迹；他是在谭、余派的基础上学习马派，非常巧妙地找到了余、马之间的契合点，使他从学余到学马的过程变成他艺术道路的延伸和发展，这都是他在不断的、长期的学习中潜移默化的结果，所以才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首次登台 便与张君秋马连良同台

1941年9月1日，张学津和胞弟张学海出生于北京一个梨园世家。他们的祖母张秀琴是河北梆子演员，而他们的父亲则是创立了旦角张派的“四小名旦之一”、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张君秋。从小就受家庭熏陶的张学津，首次登台唱戏就是和父亲张君秋以及后来成为他师父的马连良两位京剧大师同台演出，也由此开启了他不平凡的艺术人生。

那年张君秋年仅三十，却已经声名遐迩，他和马连良在西单老长安大戏院演《三娘教子》，需要个娃娃演员扮演剧中小东人薛倚，便叫已经学戏的儿子上台，这也是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张学津有生以来第一次登台唱戏。

张学津至今还记得，演出那天，他在家吃了点饭，就蹲在父亲腿边坐着三轮车到了戏院；到后台见过马连良，对了台词，马爷爷还叮嘱他“上台别害怕”。由于这是张学津第一次登台演戏，他的奶奶、亲娘和二娘都去看戏了。那一天，他穿上黑彩裤和镶白牙子如意头形对襟领子的蓝茶衣，系上两头绣着花边的白腰巾子，脚上穿一双鱼鳞靸鞋，再戴上编着小辫儿的孩儿发套，手里拿着一块用蓝布包着的圣贤书，等父亲扮演的王春娥慢板唱完“等候我的儿早回家园”，就一边高声大喊着“走啊”，一边迈着脚步踩着锣鼓点上了台。小学津刚一张嘴唱出头三个字“有薛倚”，台下便有些反应，唱到第二句“怀抱着圣贤书转回家园”一个大腔后，台下竟有观众给了他第一个掌声，把他吓了一跳，还以为自己唱错了；等他再唱完“都道我无亲娘好不惨然”又有一个好，这才知道是观众在鼓励自己。能和张君秋与马连良两位大师同台，这成为张学津一生的荣幸和骄傲。

 艺校七年 台前幕后打下基础

首次登台便大获肯定，父亲张君秋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让几个孩子报考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学戏。张学津演唱了一段《捉放曹》中“听他言”的西皮慢板，便被顺利录取，正式开始了天天遛早、喊嗓、练功的学戏生活。

然而张学津学戏也并非一帆风顺，刚考上时，他先在小生组学小生，学的第一出戏是《铁弓缘》，因为小生要用小嗓发声，他一时找不到亮音念不出来，结果被老师认为嗓子不成不可造就，没学几天就把他调到老生二组。排《打焦赞》时，原本让他演杨六郎，但合排时，他一紧张忘了走台步，结果被老师当场好一顿挖苦批评，还把他给换了下来，让别的同学演杨六郎了。这件事对张学津刺激很大，但他并未因此气馁，反而从此立志加倍努力学戏。下了课后，他就找个没有人的地方反复琢磨，吃饭、睡觉也在琢磨，仅仅为了一个配角。等老师再给他排练时，他让老师惊讶了。在教他第二出戏《铡美案》的时候，刚刚教了一个梗概，老师就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向学校建议让他从老生二组调到老生一组。因为老师已经意识到这个被他挖苦过的学生很有艺术悟性，又有一股百折不挠的劲头，将来很有可能是一个大演员，于是学校就请著名余派须生王少楼老师给张学津单独“开小灶”。

王少楼老师教学极其严格认真，不仅每天上课都让学生跟着他像在舞台上一样长起调门高声唱念，而且对动作细节要求非常苛刻。排练《铡美案》陈世美出场的一个动作，王老师一遍一遍反复要求张学津体会人物的神韵和表演上的要领，结果一堂课下来，张学津连台帘都没走出来。但日后，大家都认为张学津扮演的人物出场亮相时与众不同，特别有光彩，这和王老师当年的严格要求密不可分，终身受益的张学津对此也是没齿难忘。

老师诲人不倦，学生百学不厌，就这样，张学津跟着王老师苦学了七年戏。除了王少楼老师，他还跟不少老师学戏，还和李玉芙等同学排演了《祝福》、《青春之歌》等现代戏。当别的学生还在老师怎么教就怎么唱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琢磨每一唱腔的旋律与剧情人物的内在联系了。所以戏校的老师都说：“张学津真开窍啦。”

因为对京剧艺术的酷爱，他除了排演大戏，不仅对演配角、跑龙套也认真对待，而且还利用演出机会，把后台的很多工作都学会了，后台衣箱和盔箱上的活儿没有他拿不起来的。

当时最繁重的工作，就是在演出前要用水银把舞台上用的刀、枪打磨得锃光瓦亮。一般演出最少都要用十几把单刀和枪，而每打磨一把都会让人浑身冒汗，手掌乌黑。后来他想起来有些后怕，因为水银就是有剧毒的汞，渗到皮肤当中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1959年，张学津毕业后被分到北京市荀慧生京剧团，得到了很多的舞台实践机会。

1960年底，梅尚程荀各团的戏校毕业生被抽调到一起组成了北京市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后改北京实验京剧团），排演了不少新戏，还曾到中南海给毛主席唱过戏。张学津非常用功好学，就是没有演出不用排戏的时候，回到家里，不是跟着唱片学戏，就是自己勤练私功。有一天，父亲张君秋晚上有演出，正在家中午睡，为了保证演出，全家都跟戒严一样谁也不敢出声。但张学津刚到家不知情，拿起大堂鼓槌就打鼓练习“击鼓骂曹”，一下就把张君秋吵醒了。全家都很紧张，以为张君秋要发脾气，结果张君秋一问得知是儿子在练鼓套子，不仅没怪罪，反而嘱咐道：“让他练吧，没关系，我不怕吵。”

丰厚积累 首创新腔大展才华

1964年，北京实验京剧团排演的现代戏《箭杆河边》，是张学津艺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年仅23岁的张学津大胆提出对中心唱段“劝二癞子”这段唱腔设计的不同想法，认为“反二黄”比原本设计的“反西皮”更能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心情。十分尊重演员的夏衍导演决定让张学津和唱腔设计专家一个星期后各编出一段唱腔拿来给大家听。

为了编好这段唱腔，张学津偷偷拿出父亲昂贵的袖珍录音机反复编唱，在编到“你爹他被撵出死在村旁，也哭坏了你的娘”一句时，平时就爱听京韵大鼓唱片的他哼着哼着，就编出了一句带着京韵大鼓味道的唱腔。当他把自己编创的这段唱腔拿到鉴定会上请专家审定时，受到许多前辈的称赞并顺利通过。正式演出后更是风靡了北京城，当时收音机里天天都播放这段演唱，一天不播，就会有听众打电话强烈要求。

为什么张学津创作的唱腔会有如此魔力？那就是艺术灵感。灵感从何而来呢？那就是继承和积累。他在《箭杆河边》中创作的“反二黄”调，就是因为他有《碰碑》、《苏武牧羊》、《奇冤报》和《朱痕记》等很多戏的基础。他的艺术积累是惊人的，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从艺几十年，他真正是“曲不离口，拳不离手”；凡是他学过的戏，不但对自己扮演的角色烂熟于胸，而且都能说“总讲”。他的“总讲”不仅包括剧中的每一个角色，而且包括文武场面上的三大件和后台的衣箱、化装、脸谱。他不但能教你演剧中的生旦净末丑，龙套上下手，还能为京胡、司鼓说要领，讲规范，甚至抄过鼓楗子就能充当乐队指挥，打上半出戏。以后，他又创作了《海棠峪》、《于谦》、《谭嗣同》、《刑场上的婚礼》、《铁流东进》、《红岩》等许多好戏好腔，在观众中广为流传。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主演的新编历史京剧《画龙点睛》荣获首届文华大奖。张学津本人曾荣获第二届全国戏剧梅花奖，1998年荣获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颁发的“亚洲最佳艺术人表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