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坛文化形态的梳理

难得于8月18日又见余秋雨老师，乃上海市文联举办《上海文化的形态·名家系列演讲》作开锣首场，笔者距离较近，整整三个半小时中见他滴水未饮，信手拈来侃侃而谈，视野广阔剖析深入，故而引人着迷，无一离座。

余秋雨循着“文化的形态——中国文化的形态——上海文化的形态”这一线索，由大到小、由古到今，对上海的文化精神做了深入浅出的阐述。他首先对文化进行界定，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出发，每个人都是文化人。余秋雨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和积淀过程、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提炼出中华文化的三个重要形态特征，即非侵略性、中庸和讲究秩序；而这些特征也导致了中国文化对公共道德、实证主义和创新能力缺乏必要的重视。余秋雨认为，上海文化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文化的一个亮点，经过百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形态——首先是国际形态。这不仅是由上海的历史和地理位置决定的，也是时代所赋予上海的。其二是企业形态。余秋雨认为，上海文化应该逐步减少对于政府投入的依靠，增加企业形态的成分，开拓思路推进文化产业发展。其三是创新形态。余秋雨认为当前上海文化的创新力量不足，需要予以重视。其四是个体形态。

余秋雨说，文化的发达最终是以个体代表来呈现的，上海文化的国际化、企业化、创新化的形态最终也将通过个体形态落实，因此自由和安全的个体心态非常重要。余秋雨建议上海要进一步重视和保护优秀人才，站在文化的立场上保护个体文化和个体形态。他举例近一年来王元化、谢晋、孙道临、贾植芳、陈逸飞等名家的辞世，均给上海文化事业的建设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他们的作用，是旁人无可替代的。他也曾在巩俐、韦唯等明星遭人非议时，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撰文为之申辩，讨回公理，同样出于自己对保护个体文化形态责无旁贷的理念。

新世纪以来，纵观菊坛整个文化形态，笔者个人感觉已进入了“后京剧时代”，犹如进入续写《红楼梦》的高鹗时代，标志乃是作为个体形态的“角儿”文化地位的愈来愈式微化边缘化，京剧院团编排演出生产流程中往往代之而起的是，以领导者身份出现的出品人、监制人与编导、作曲、舞美等的“中心制”，原本“看角儿”的艺术，成了“看领导颁奖、睹豪华场面、听管弦乐”的艺术，实际属性上是否有百分之七十以上再属于京剧，则是被模糊化和处于第二位的。听罢这场报告，笔者联想到京剧若要振兴，很有必要呼唤“角儿”个性与个体文化形态的重建与回归。有关领导首先应具有自觉保护“个体文化与形态”意识。

近日闻悉业界正讨论筹划国庆60周年献礼剧目，不禁回顾半个世纪之前，京剧界给建国十周年的四大新编献礼剧目《穆桂英挂帅》《赵氏孤儿》《赤壁之战》《西厢记》，论艺术生命与经典价值，迄今有哪一出“后京剧时代”剧目能够与之相比？有哪个当今“角儿”敢与那时的梅兰芳、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李少春、叶盛兰、袁世海、杜近芳等大家的水准匹敌媲美？关键在于，尽管京剧界经过解放后的戏改运动，引进了导演制，但是在献礼剧目中起艺术原创作用的还是诸位“角儿”，进入这个层次的还不止一个“角儿”，而是一大批大师级人物，对导演个人来说，就是请教学习上新台阶的最佳时机。

京剧导演郑亦秋先生曾撰《在排演“赵氏孤儿的”日子里》一文有言，“回顾排练《赵氏孤儿》的那段生活，我从导演角度产生的最深体会是：马先生处处以普通演员自居，不仅关心自己扮演的角色，也关心其他人扮演的角色；而这种关心，又常常是通过尊重导演并向导演提出建议的方式来表达的。在今天，广大戏曲工作者已深知编导制度的必要；而在一九五九年的时候，在马先生这样著名艺术家的身上，就能显露出这样的美德与卓识，不能不使人深深叹服。”（见《马连良舞台艺术》一书，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换言之，以马连良先生为代表的“角儿”艺术上的原创性自觉性主动性，在新编戏创排过程中得到了导演的极大尊重与理解，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决定作用。就使得舞台精品的产生，获得了可靠实在的保障。四大剧目如今久演不衰，影响和流传了整整半个世纪，众位大师留下的千古绝唱，乃是京剧文脉、艺术品位在华夏大地健康传承延续的明证。

前辈的道路，为后人奠定基础，历史的经验，值得从业者重视，但愿京剧舞台今天的导演，个个如郑亦秋一般，尊重个体艺术，谨慎懂行，目光远大，从善如流；而演员，又人人能如马连良一样，崇尚戏德第一，谦虚执着，身先士卒，重于言教。章诒和女士在记述马连良先生的文章中写道，艺术家“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就是不一样。”其言善哉。值此国家文化体制、院团改革付诸深化之际，余秋雨先生关于文化形态具有个体性的剖析阐述，有益于从业者牢牢把握与确认艺术普遍的规律性，真讲解得透彻及时，令人振聋发聩。

2009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