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母亲言慧珠

1923年，梅兰芳第五次到上海登台演出，因合作者王凤卿年老多病，不能随梅南下，于是有人向他推荐了外公去协助梅兰芳演出，月薪是三千大洋。这也是外公与梅兰芳大师的第一次合作。

全体演员坐火车从北京南下上海。外公很喜欢聪明伶俐的妈妈，尽管妈妈当年才四岁，但外公还是将妈妈带在身边，随团到了上海。在火车上，梅大师十分喜欢身边这位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一身红袄，头上扎两根小辫子，梅大师说妈妈很像京剧里的“红孩儿”，亲切地将妈妈拉到他的身边，逗她玩。妈妈第一次见了“生人”也不害羞，总是有说有笑的。梅大师当时就对外公夸奖妈妈机灵聪明，将来当演员一定会是一块“好料”。外公听了梅大师对自己女儿的夸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莞尔一笑。在外公的心目中，他是很不情愿让他可爱的女儿长大后学戏的。因为学戏苦，他不舍得让自己的宝贝女儿吃这碗难吃的“梨园饭”。尤其是对一个女孩子来说，在恶势力横行的社会里，女孩子的“戏饭”更难吃。在梨园界一个女孩子受的气肯定要比男角来得多，这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当梅大师当着外公的面夸奖妈妈是块当演员的“好料”时，外公并没有表态。但后来发展的趋势，却完全违背了外公的旨意，妈妈不仅走上了戏路，而且成了梅大师的嫡传女子弟。妈妈走上戏路，一是家庭的氛围；二是妈妈自己的苦学。妈妈并不是科班出身，但她的戏并不比科班出身的人差。因为她自己喜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学戏、偷戏。所以，妈妈很早就会唱戏，比如她在春明中学读书的时候，就会唱《女起解》，那时候，妈妈才十二三岁，又没有专门的人教，全是她自己偷偷学的，跟家里人唱的。有一年，春明中学校庆，妈妈就上台演出了《女起解》，博得了全校师生一片热烈的掌声。戏中演崇公道的演员跟妈妈开玩笑说：“都是你家老爷子死脑筋，如果让你当演员，准能一下子轰动北京城。”妈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竟瞒着外公学会了十几出青衣、花旦和武旦的戏，这使外公对妈妈刮目相看了，加上外公的一些朋友都纷纷劝说外公要让妈妈学戏。

外公见妈妈在演戏方面确也有天赋，见拦也无用，最后也只得同意了妈妈学戏。外公对妈妈说：“你要唱戏，我本不赞成，你既然十分爱好，又有这方面的才华，我也不便阻拦，只是学戏要下苦功才行。”外公还针对妈妈的条件让她学梅派。

外公经常给妈妈讲梅、程、尚、荀四大名旦的特色，妈妈后来经常跟我回忆起和外公学戏的少女时期，她说，每当外公在黄昏傍晚、在瓜棚豆架下，和妈妈、大舅他们说起各位名伶的表演，梅兰芳、程砚秋等，这是妈妈一天最为开心的事。外公还时常带妈妈、大舅、小舅等人去什刹海玩，在那里有北京最原始的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杂耍、平剧等；听刘宝全的《长坂坡》、《别母乱箭》等，听完了就带他们去吃豆腐脑，外公对妈妈说，刘宝全的玩意儿里边有谭鑫培、杨小楼的东西。听完了，他们几个兄妹一路哼唱着回家：“二八的佳人，她懒梳妆……”（《大西厢》）“适才离了汾河境，一马儿来到柳家村……（《汾河湾》）”

妈妈向梅大师学戏，很有心眼。她设法与梅大师的爱女梅葆玥交朋友，给她说故事，弄得梅葆玥“言姐姐，言姐姐”十分亲热，最后央求她爸爸让妈妈睡在她家里，这无形之中又多了向梅大师学戏的机会；再是妈妈十分懂得“敬师”。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梅大师爱吃北京“豆汁”，因他三代生长在京城，饮食上有吃北京小吃的习惯，上海住久了，很想念北京的“豆汁”，妈妈从北京南下上海，专门为梅大师装满了好几瓶北京最好的“豆汁张”给梅大师吃。梅大师喜出望外，深感弟子的一片情意。

梅大师对妈妈也格外地器重，常常手把手地教妈妈学戏，所以，在梅身边的人说，梅大师对言弟子也是格外地“破格栽培”。

妈妈虽得“破格栽培”，但她自己还是不懈地、刻苦地学梅，她还买了梅大师的所有唱片，一遍一遍地听、学、唱。

李能宏在《中外杂志》上撰文说：“梅兰芳生前授徒不少（据统计有109个），但很少有像言慧珠那样一招一式悉心教授的，她能获此殊荣，一方面是梅师特别喜爱她，另一方面也因为梅先生早已看出言慧珠是可塑之材。梅师曾这样评价言慧珠说：‘慧珠学我，最少也有六成以上’。”梅大师有一次看了妈妈的表演后，高兴地对妈妈说：“你演《巴黎圣母院》最合适了！”

妈妈听到梅大师如此高的评价，十分高兴，说：六成，说明我学梅及格啦！学梅能及格，这在梨园可是个了不起的事情。

妈妈拜梅学艺，得梅师亲授，最终也没辜负梅大师的栽培。梨园界、舆论界称妈妈是“女梅兰芳”、“梅派嫡传弟子”、“梅门弟子第一人”……

1961年8月梅大师病故。一代大师、恩师去矣，令妈妈十分悲痛。妈妈专程去了北京凭吊。

（摘自 《粉墨人生妆泪尽——母亲言慧珠与“好爸”俞振飞》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