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师徒

北京申办奥运前的一个五月，刚开放的东便门城墙举办活动：从下午三点起禁止参观，一干工作人员进入，布置晚间的灯光工程，还在城墙上摆了临时舞台与西餐桌。随后，客人们沿着一条马道吃力走上，其中包括我。这马道是一条40度倾斜的上坡路，有三四层楼那么高。上的时候还不算难，身体适量前倾就是。大家联想开国大典毛主席上天安门时，就走过这样的马道，他走最前头，身边则是朱总司令与周总理，他们都弯腰走得很吃力……有朋友说，等下散会，再从这马道下就困难了，因为没有路灯，尤其侧面的照明再不好。

城墙上举行了一个奥运的发布会，领导讲话，文艺表演，最后在西餐桌上铺设了小吃。两小时匆匆结束。当我独自准备沿着马道走向平地时，果如来时的朋友预言，我有些踌躇了：坡度太陡，且侧面打来的灯光尤其增加了行走的不稳定性。我正在犹疑间，右腕被一只有力的手挽住：“是徐老师么，我扶着您下。”我侧面望去，一副熟悉的面孔，三四十岁，但猛然间想不起他是谁了。

他搀着我下坡，一路闲聊。他说自己在三团唱花脸，同时也是上海尚长荣的学生。当时我已调离了中国京剧院，大约他不知道，还一路跟我唠叨：“我看过您跟袁世海先生合写的谈《京剧架子花》的书，真是大开眼界。什么时候您有空，我到您府上请教……”看来他是个热心人，爱看书，还很关心老人，这在戏班里可不多见。我们一起到了平地，又一起到存车处取了自行车，然后我郑重道谢，彼此分道扬镳……第二天我遇到京剧院办公室的人，顺便打听了花脸其人，回答是：“世家出身，尚先生很欣赏他。”

学戏曲的都愿意能拜上好师傅，但师傅一旦在剧团站住了，似乎没人再对收徒弟感兴趣。花脸一行尤其如此。

旧社会师傅收徒弟是有收入的，这没有固定标准，要看徒弟一方的自觉。如果徒弟人性好，给老师的孝心再足，那以后就好处。否则拜师一时，以后就徒有虚名了。因为“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在昔日也不是一句空话。

长荣大我两岁，我跟他们尚家很熟，跟他认识是他还在陕西的时候。他如今具体有多少徒弟，具体数字不得而知，估计总在三五十名上下。今天一般讲师徒，是在戏校之中，学生碰见了哪位好老师，那就算你有运气。学生毕业去了剧团，眼睛盯着社会上哪位名演员有绝活儿，就一心景仰着去拜去求。但师徒不在一个单位，甚至还不是一个城市的，你愿意拜人家，人家未必愿意收你。再说，古往今来徒弟拜师傅都是要花钱的，师傅身上那些玩意，教谁不是教呢？尤其如果不在一个城市，彼此平时交往又不多，师傅如何了解学生呢？除了技艺，你的心性又是如何的呢？像长荣那样，如今是上海京剧院的头牌，十年间又连续演出了《曹操与杨修》等好多大戏，家里家外事情极多，如果没有特殊理由，何必分神再指导你呢？

没打听这对师徒的缘分，但他们的关系如何形成，却装在我心里头了。前些年，我总能利用开会见到长荣。每次都是他先看见了，老远就热情伸出了手——“城北兄，啊哈哈哈……”花脸般畅快的大笑。随着长荣的声誉日隆，我与长荣深谈的机会反倒少了。有两次，是在远离上海的会议中我有所发现：会议闭幕，长荣不是急于飞回上海，而是转机到北中国某个中等城市。我问他干什么去——“啊，我那儿有个学生，顺便去看看他。”在他嘴里，绕弯几千里地也说“顺便”，有这样当师傅的么？我私下问过长荣，回答便是：“人家拜了你，又彼此离得那么远。咱还不平时多打听打听——人家都学了哪些花脸戏？咱还能给人家帮上哪些忙？如果人家到上海跟你学，可我人在上海，那时间就不能保证了，所以只有趁着出差，我主动跑跑，那还能有些实效……”我后来知道长荣担任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的重任，我说，“你这样下去跑跑。对了解戏剧界的实际情况，大有好处。从个人讲，将来你写自传，也不妨加上这么一章。”我停了半晌，“如果需要兄弟，我愿帮忙。”

我还向长荣提起我们剧院的那位花脸。“啊，他可不一样。你们剧院是国家剧院，整体实力比我们高。我跟他见面机会也多。我了解他，过去主要通过聊天，问他都学了哪些戏，都是跟谁学的？学到了什么程度？我不用整出地教，就画龙点睛讲我过去从前辈处得来的精华。我有时到北京专程请教老演员，还带着他一起去，听前辈说从前的掌故，可比单听我说强多了……”

长荣就是这么个人！戏曲圈能出他这么个直人快人，实在是戏曲大幸。我这篇文章本来是就“京剧师徒”发议论，但题目却拟成了《戏曲师徒》，因为戏曲界还存在着这么个问题。演员如何开展再学习，目前还没有一定之规。倘使京剧界率先解决这个问题，则整个戏曲界受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