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活演“打登州”

“打登州”是一出戏，京剧界常演的戏目，很平常的说唐故事，是人们编出来的戏文，不是真事。但是，在辛亥革命中，戏剧界中人还真的上演了一出“打登州”，真刀实枪地拿下了登州，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虽然说，艺人经常会对当政者有一点讽刺挖苦，但一般都是借前朝说事，断然没有人敢拿当朝的要人公然开涮的。京剧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清朝皇家特别的看顾，所以，在戏剧界京剧为老大之后，整个伶界对于政府，基调是支持的。京剧一些头面人物跟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关系，好到了发腻的程度，即使不讲政治倾向，单论个人感情也是向着贵人。比如对西太后，自打戊戌之后，知识界无论立宪派还是革命派，人人痛恨，但京剧界却总是感念老佛爷的好——也的确，没有老佛爷，京剧定没有后来国粹的地位。当年的京剧《法门寺》，骨子里就是给老佛爷演的，戏里不仅太后圣明，连太监都是好人。更早一点，闹太平天国的时候，虽然天下大半都不姓爱新觉罗了，但京剧演员们却一门心思支持朝廷，当时有出很红的戏《铁公鸡》，演的就是清军打太平军的事。

艺人一般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即使有点民族立场，也多半来自于戏剧。但他们有道德情感，这种道德情感往往跟政治没有太多的关系。谁对他们好，他们就对谁好，知恩图报。像革命党人那样把私人恩怨和国家利益截然分开、像徐锡麟那样可以对于自己有恩的人开枪等事，艺人是干不出来的。从自身利益来讲，唱戏这种“开口饭”，只有在政局稳定、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吃得好。大乱来临时，人们逃命都来不及，谁还去听戏呢？所以，艺人支持政府，似乎是天经地义。

不过，晚清的中国，是个赶上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地方。外国人来了，洋玩意来了，中国人变了，尤其是知识界变了。不仅读书人下海唱戏了，还有了外面传来的文明戏。在变化中，还出现了上海这种华洋杂处的地方，不追求时髦就没法活的所在，即使是唱京戏也得有点新玩意。参与攻打制造局的潘月樵和夏氏兄弟，就是唱新戏的艺人。潘月樵演戏，喜欢在戏中插入充满新词的演说，观众每每欢呼拍手。在上海这个地方，革命一起来就成了时髦，报馆都不能报革命失利的消息，一报，准挨砖头。所以，有艺人参与革命，也正常。

打登州的艺人，是演文明戏的。所谓的文明戏，有点类似现在的话剧，算是话剧传入之初的雏形。文明戏，是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们开始演的，著名的春柳社在话剧史上有开山之功。人们现在能记住的，是李叔同（弘一法师）。当年，李叔同演的茶花女风靡一时，倾倒了众多的时髦男女。跟李叔同差不多同时的文明戏艺人，有个名叫刘艺舟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回国后不进政界学界，偏偏迷上了唱戏，组织了一个剧团到处演新戏。轰动一时的《张文祥刺马》，就是他们的拿手戏。当年的留日学生，尤其是追求时髦的，没几个不是革命党的，刘艺舟也不例外。所以，武昌起义炮声一响，他也思有所为。文明戏是实景，道具也跟真的一样，因此，他们的道具真的假的都有，有时会带着真枪到处走。一日，他的剧团乘一艘日本轮船北上路过登州时，他忽然兴起，要船长靠岸。船长和中国买办说登州没站，他就用强，掏出盒子炮冲天放。没办法，船长只好在登州码头靠岸。当时正是半夜，忽然间，汽笛长鸣，枪声大作。武昌起义之后，原本就如惊弓之鸟的登州官员和守军不明就里，以为革命党乘船来攻了，吓得逃的逃，降的降，当地革命党再一起哄，登州就这样光复了。随后，刘艺舟再派人拿下临近的黄县，于是，艺人刘艺舟就变成了登黄都督。一出活的“打登州”，演的比唱戏还轻松，一人未折，一人未伤，一座古城就革命成了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