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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百年清华大学,98岁的刘曾复先生兴奋溢于言表。作为北京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和京剧须生余叔岩研究会会长、京剧研究生导师,他说自己的一生与清华密切相关。我说,清华大会教学严谨,怎么能允许您分心学京剧呢?刘老连连摆手说:“不对,不对,清华大学对昆曲、京剧的提倡是很热情,很积极的。”

“难道清华大学还会设立戏曲课?”

刘老说:“怎么不能。昆曲在清华是正式的选修课程,而且选修的人很多,学校专门请红豆馆主教昆曲,朱自清、俞平伯等著名教授以及他们的夫人都是昆曲大家,不但要学,而且要演出,为此学校还配置了服装道具。演出《游园惊梦》时,照样上十二花神,俞平伯先生司鼓,可谓技艺不凡,他的夫人还能正式演出昆曲《小宴》。好多教授和教授夫人都唱京剧,有唱《游龙戏凤》的,演正德皇帝的还是女老生,还有唱《四郎探母》的,演《虹霓关》的时候,照样对枪,开打。老师和学生都非常认真。”

我感到愕然,因为五四时期,很多大学教授都反对京剧,把京剧说得一无是处,认为中国的戏曲必须全盘西化,怎么可能把民族戏曲列入正式课程呢?

刘老说:“那时崇洋的风气比较厉害,我们又是殖民地,月亮都是美国的圆。就是我本人从小那么喜欢戏,也受到崇洋派的影响,到中学的时候也不看戏了。那时的清华大学老师和学生上什么课都讲英文,生活中对话也是中英文混着说,可以说殖民地的色彩还是比较明显的。不过主张中国戏曲欧化的风气很快就扭转过来了,这可是梅兰芳先生的功劳。因为提出戏曲欧化的人都是崇洋的,可是梅兰芳到美国演出获得巨大成功,程砚秋先生也到欧洲受到欢迎,既然洋人都喜欢京剧,崇拜梅兰芳,崇洋的人自然也就更喜欢京剧和梅兰芳了。”

“那么说您学生物和学京剧是没有冲突的,起码老师不会反感吧。”我接着问。

刘老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的外语选修课是德文,给我上课的是陈銓老师。一天,长安大戏院贴出杨小楼、钱宝森主演的《英雄会》,这是一出让当时的戏迷很振奋的好戏,机会难得。可哪天正好是陈銓老师的德文课,我又不愿意舍弃这堂课。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决定上德文课。但是我到教室一看,门口贴出个告示,说陈銓老师因为周一要去参加一个婚礼,告假一天。我当时特别高兴,急忙进城赶到长安。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刚要进戏院大门的时候,突然发现走在我前面的就是陈銓老师,原来他也是杨迷,甚至比我还要痴迷。所以我说,清华大学在梅贻琦校长主政时是一个非常宽松、自由、民主的学校,从校长到许多师生都喜欢戏曲,当然也有喜欢西洋音乐的,同样,在学校也有西乐队,乐器也都特别讲究。总之,各种个人的嗜好在学校都可以自由发展。”

“在教学上,学校规定学文科的必须兼学理科,学理科的必须兼学文科,而且都要选修政治经济学。我当时还选修了西洋史、选修了闻一多先生的汉语课,记得有时我古文念不上来,闻先生总爱要我回答问题,鼓励我把汉语学好。那是一位很让我景仰的国学大师,可他又非常普通,没有丝毫的学者架子。我觉得这就是当时梅贻琦校长倡导的校风。例如在学校看球赛,老师、学生和食堂的厨师都一块儿看,彼此争论或探讨,没有任何隔阂。在德智体全面培养的问题上,清华也做得很象样。比如在学校体育馆上面的橡皮跑道上开展1500米跑步,老师要求可以快,也可以慢,但是必须跑到底。游泳比赛的时候,也要求从起点游到终点,那怕飘过去就算及格。不瞒你说,我当时在学校的足球队,还是主力呢……”
七十年前的学生生活,对刘老来说真是历历在目。刘老也在回忆中品味着幸福的清华岁月。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年梅兰芳先生那么推崇刘曾复先生对京剧脸谱的研究,为什么几年前在张学津给马连良先生演出《铁莲花》的录音配像时,竟然求教无门,最后反而要生理学专家刘先生给他指点迷津了。再联想到清华的国学大师钱穆对京剧文学性研究的独特见解,我也要高呼:清华万岁了。

(摘自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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