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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与齐如山(右)

梅兰芳之所以成为梅兰芳,他身后的“梅党”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促进因素。许多痴迷于梅兰芳京剧艺术的戏迷从观众变为朋友,形成了一个拥护、支持梅兰芳的无形组织,每逢演出梅兰芳必在前排给他们预留一排座位,时人称之为“梅党”。而其中的领军人物便是电影《梅兰芳》中冯子光的原型冯耿光和邱如白的原型齐如山,他们也被称为梅兰芳的“钱口袋”和“戏口袋”。

“钱口袋”冯耿光

在梅兰芳的挚友中,冯耿光是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一般的场合多不出面,但每逢梅兰芳的重大决策及有关事业成败的重大关口,却都有此公幕后指点江山,梅的访日、访美、访苏及1930年代初举家南迁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背后都有冯耿光活跃的身影。冯耿光可谓是梅兰芳演艺事业中最重要的策划人,更是其强大的幕后财团。

冯耿光同梅家的关系极深,梅终身称其“六哥”。冯耿光一生活跃于政经两界,挥金如土,人称“六爷”,他早年曾在袁世凯政府任职,与民国各个时期的高层人物都非常熟悉。冯国璋代理总统时,他出任中国银行总裁;蒋介石当政,他是中国银行董事。中国旧时的名角儿都是用银子堆出来的,梅兰芳在演艺方面的花销主要靠他维持,当初策划排演《太真外传》时,冯耿光以1000元大洋的代价为其购下孔雀翎褂子一袭,以作羽衣之用;日后梅数次出访国外及避难香港也都赖他巨资襄助。1930年,梅兰芳作为“文化大使”率团赴美演出,演出款项所需大约10万元,5万元由当时的教育部次长李石曾设法筹妥,其余的5万元由冯耿光、吴震修在上海代为筹集。但就在梅剧团即将赴美前夕,突然接到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秘书傅泾波从美国发来的两封电报,第一电云:“此间发生经济危机,请缓来。”第二电云:“如来要多带钱,10万元之外,非得多筹几万不可!”梅兰芳因此左右为难,但深知梅兰芳心意的冯耿光使出了浑身解数,动用了他在银行界的全部关系,张罗了十几万元,使梅兰芳的美国之行无后顾之忧。梅兰芳为了筹备赴美演出几乎把私人积蓄倾囊而出,最后连养家糊口的“十担干柴,八斗老米”也是由冯耿光接济的,冯甚至为此卖掉了老家的田地。正因如此,有人说冯的银行“就像为梅开的库房”,梅兰芳后来也充满感情地说过“我少年的时候,很多人爱我,但无人知我,惟有六爷,爱我又知我。”建国后,冯耿光担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曾招呼梅兰芳说:“梅兰芳同志,你身体可好?”据说梅闻言极为酸楚:“六哥和我生分了。”

冯耿光是梅党成员中陪伴梅兰芳走到最后的一位,1949年梅兰芳北上参加全国文代会,冯耿光设家宴为梅兰芳送行,席间劝梅兰芳著书立说,以便为后人留下点资料,《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就是在此建议下搞起来的。1959年梅兰芳排练了他的最后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年近80高龄的冯耿光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以梅兰芳的私人朋友的身份参与决策,当该剧在北京吉祥戏院彩排时,冯耿光每场必到,导演郑亦秋向梅兰芳征求意见时,梅兰芳总是说:“先听听冯六爷有何高见。”可见梅对冯的尊重一如往日。1961年7月底梅兰芳因病住院,冯耿光几乎每天都往北京挂长途电话问候。对于他们之间的友谊,梅兰芳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作了这样的回顾:“我跟冯先生认识得最早,在我14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努力的。他不断地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的。”

“戏口袋”齐如山

齐如山是梅兰芳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伙伴和朋友,正如他晚年在回忆录中所言:“几十年来,知道梅的人,往往就提到我。”早在80年前,剧作家罗瘿公就曾以一首《俳歌调齐如山》感叹“梅郎妙舞人争羡,苦心指授无人见”。据说起因是罗瘿公偶至梅宅,见齐如山正比划着教梅兰芳做身段,后来发表此诗的北平《晨报》为之加上按语:“梅兰芳之名,无人不知,而使梅之借获享盛名,实为高阳齐如山先生,则世能知之者鲜矣。”

齐如山出身文人世家,自幼博习古代经史,19岁进同文馆学习德文和法文,同文馆停办后,他遍访西欧各国,对欧洲歌剧、话剧产生了浓厚兴趣,从此专心从事戏剧研究。1912年,梅兰芳已在京剧界有了很大的叫座能力,齐如山一次看了梅兰芳演《汾河湾》后,给梅写了一封长达约3000字的信。这是齐如山给梅兰芳的第一封信,从此开始了与梅二十年的合作,信中说:“昨观《汾河湾》,演得很好,一切身段,都可以算是美观,尤以出入窑之身段最美,所以美丽原因,在水袖运用的合宜,为该身段增色很多,以后仍应再多注意。此戏有美中不足之处,就是窑门一段,您是闭窑后,脸朝里一坐,就不理他了,这当然是先生教的不好,或者是看过别人的戏都是如此,所以您也如此。这是极不应该的,不但美中不足,且甚不合道理。有一个人说他是自己分别十八年的丈夫回来,自己虽不信,当然看看也有点像,所以才命他述说身世,意思那个人说来听着对便承认,倘说的不对是有罪的。在这个时候,那个人说了半天,自己无动于衷,且毫无关心注意,有是理乎?别的角虽然都这样做法,您则万万不可,因为果如此唱法,就不够戏的原则了。或者有人说,此处唱旦角的正好休息休息,就更不合国剧的规则。国剧的规矩,是永不许有人在台上歇着,该人若无所事事,便可不用上去。龙套虽为助威的人员,但也应有表现,昆曲对于此等,那么这套话可以不注意么?再者听到他当年夫妻分离的情形来,自己有个不动心不难过的么?所以此处旦角必须有极切当的表情,方算合格,将来方能成为好角。吾把生角唱时,对某一句应有怎样的表情,大略写在下边,请您参考。”

齐如山发信后,原想也不过随意写来,不会有什么效果,但十几天后梅兰芳又演此戏,竟完全照他信中所写改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下引起齐如山极大的兴趣,也很兴奋,梅兰芳当时已是北京京剧舞台的红角儿,能够如此虚心采纳一个观众的意见,确实难能可贵,齐如山由此看出了梅兰芳潜在的本质。此后齐如山每看一戏必写一信,“我怎么说,他就怎么改”,两年多竟写了100多封。但两人私下里却从没有长谈过,只是偶尔在戏馆碰见说几句话,之所以如此,齐如山有他的顾虑,毕竟官宦世家子弟与戏子交往,在社会舆论上容易引起非议。直到1914年春他才到梅家拜访,感觉“梅兰芳本人,性情品行,都可以说是很好。而且束身自爱,他的家庭,妇人女子,也都很幽娴贞静,永远声不出户,我看这种人家,与好的读书人家,也没有什么分别”,这样两人才常来往,齐如山从此成为梅家的常客,并为梅兰芳策划编演新戏。据齐如山回忆录记载,他为梅兰芳策编的新戏先后有数十部,其中很多戏不仅成为梅兰芳的保留剧目,有些还成为京剧的流行剧目。齐如山由此成为梅党的重要成员和一代国剧理论宗师,其一生的事业也与梅兰芳和京剧无法分离。

九一八事变后,齐如山和冯耿光在梅兰芳的去向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齐如山从梅兰芳艺术上尚需进一步发展考虑,认为还是留平为宜;冯耿光则从经济、政治计,极力鼓动梅兰芳南迁。梅兰芳最终采纳了冯的意见迁居上海,齐如山则留在了北平。齐如山是一个在品格上很清高、在艺术上很骄傲的人,他把西方人对艺术家的那种尊重带到了中国,中国上流社会与男旦的关系就是从他开始改变的——变得更加文明了。他认为艺术应该凌驾于任何东西——感情、社会关系甚至国难之上,但梅兰芳做不到,梅兰芳不能不跟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走,齐如山希望梅兰芳成为一个神,但梅兰芳想做一个人,这种分歧最终导致了他们之间的分手。他写信对梅说:“我从民国二年冬天给你写信,至今已二十年了……我大部分的功夫,都用在您的身上……您自今以前,艺术日有进步;自今之后,算是停止住了。”此后两人再没公开见面,解放后齐如山去了台湾,梅兰芳留在大陆,从此天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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