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自成一派：赵燕侠》（节选）（之十五）

十五·后来居上

在赵燕侠15岁“挑帘红”了以后至1949年10月1日以前，赵燕侠挑班的班社起名叫“燕鸣社”或者就叫“赵燕侠剧团”，在北京、天津、河北一带演出，以演唱传统老戏和荀派剧目为主，这些戏有诸茹香先生亲传的，有李凌枫先生所授，有金碧砚先生的指导，也有她观摩荀慧生的演出后，由荀慧生先生的弟子与同台合作者何佩华先生加工排练的，但是更多的戏是她到处跑码头，扒着台帘看会的。就这样，在这一时期就主演了70多出戏。而且正像当年的“赵迷”程靖宇所说，赵燕侠的上座率一直保持相当高的水准。在总结自己这段艺术生活时，她很客观地说：“我和金少山先生唱戏，年龄差着两辈子，一个红遍全国的花脸前辈，一个是刚刚登上舞台的小孩子，尽管说我们当时是不分牌位的，实际上是金先生在提携新人。再如与李少春合演《武松与潘金莲》，这是少春的拿手好戏，而我是逢场作戏，他是已经成熟的好演员，而我正式登台还不到一年，刚刚出道，也有很明显的差距。至于同谭富英、杨宝森、王琴生、侯喜瑞、叶盛兰、马富禄、孙盛武等前辈唱戏就更是一种学习的机会，既增长了舞台上的火候，也多了一些表演的经验。”

上海戏迷徐聚源先生回忆赵燕侠在抗战胜利以后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演出情况时说：

“赵燕侠在抗战胜利后来沪演出正处于京戏名角对垒，竞争激烈的时刻，她领衔“燕鸣社”来沪与这些名角比着唱戏多么不容易。例如，1946年11月，天蟾舞台由程砚秋、谭富英、王少楼、叶盛兰、高盛麟、袁世海、储金鹏等演《龙凤呈祥》、《荒山泪》，牛庄路的中国大戏院由梅兰芳、杨宝森、杨盛春、萧长华、姜妙香演全本《四郎探母》，而赵燕侠就在这样名家云集的上海滩照样登台主演《玉堂春》、《梁红玉》、《大英杰烈》、《得意缘》等等，她卖足力气，每演必双出好戏，取得观众的厚爱，每演每满。有人以为她要接着四大名旦的戏班唱戏必然以“劈、纺”叫座，否则就没有叫座的能力。因为当时许多青年演员以为只有卖弄噱头，唱反串戏或走左道旁门才能挑班唱戏。而赵燕侠却不这样认为，她认为当时的名家唱正经戏，青年演员唱那些乱七八糟的戏，好象能够出奇制胜，其实是心虚示弱的表现，所以前辈大艺术家唱什么戏，她就唱什么戏。当然人家大师唱《玉堂春》首先靠名气，青年演员就必须靠技艺上赢人。像《玉堂春》一出场就是散板，如果唱得很一般，观众就会“抽签”，也就是提前退场，这出戏就算演砸了。她说这对演员来说，才是最难最难的。

在抗战胜利后到1949年解放前后，她在京、津、沪、汉各地群雄逐鹿的竞争中，尽管在挑班演员中年龄最小也不甘示弱，完全显示出强者风范，常与程砚秋剧团、荀慧生剧团、奚啸伯剧团、李少春与袁世海的剧团、张君秋与李鸣盛等剧团打对台。她在北京的长安戏院和华乐戏院演出卖座甚佳，在上海同时与各位名角登台在各剧院轮番演出，谁不服谁。特别是在中国大戏院上演《玉堂春》连续四十八场，经久不衰。有‘上海梅兰芳’之称的黄桂秋先生不理解，不知道何方来的赵燕侠，小小年纪，竟然要独霸上海滩？便亲自去看个究竟，观戏后黄桂秋完全折服。他第二次再去前往观看，一到剧场，看到剧场门口的霓虹灯已经亮了起来：“客满”，黄桂秋就托中国大戏院前台经理石德康帮助买票，再次观看了赵燕侠的《玉堂春》，确实赞叹不已，连称‘青出于蓝，胜于蓝。’回家后对儿子黄正勤也说：‘服帖，服帖！’可知是心悦诚服。要知道作为陈德霖老夫子的亲传弟子黄桂秋要他折服并非容易，更何况她赵燕侠还是一个晚辈呢。
说起黄桂秋的来，当时也可谓炙手可热，有一次，马连良在天蟾舞台演出《四进士》，要黄桂秋扮演杨素贞，在登报名次排列式样发表后，黄桂秋发现马连良的名字是横着，而自己的名字是竖着立在马连良的名字旁边。便要求马连良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一样，都是竖着排，马先生没有同意，黄桂秋就拒绝演出，马连良只好临时找到罗惠兰顶替上场。原来在过去的京剧演出广告上排列演员的名字非常有讲究，大都是按一、二、三等分为躺着、站着、跪着三种，躺着的自然是头牌演员或挑班演员，站着的就是二牌了，跪着的就是三牌了。黄桂秋当时正大红大紫，被誉为“上海梅兰芳”，马连良请他扮演杨素贞，他就要求并挂头牌，马先生不同意，他就拒绝演出，可见他是何等身份。而黄桂秋却能够如此佩服赵燕侠，可见她在上海的观众心目中的地位。

从拥有的观众情况来看，赵燕侠在我的心目中，坤角中的吴素秋、言慧珠、李玉茹、童芷苓、郑冰如、李慧芳与赵燕侠相比，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她。”

以上就是当时上海的一位普通观众对赵燕侠的评价，也许有些偏颇，但是观众的口味不一样，爱好不同，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以上这些名角都比赵燕侠年长，每当提起言慧珠、童芷苓、吴素秋、李玉茹、李慧芳等师姐，她都充满敬意与友好。而内行的评价，尤其是同门姐妹的评价也与观众没有什么区别。就说比她年长，但是戏路相同，且像她一样要强，从不挂二牌的童芷苓就总对她的同行与学生们说：“赵燕侠到上海来了，你们都要去学习，她的嘴里太好了，吐字那么清楚，我怎么也学不来，你们也给我买张票，我们都要好好学习她。”据说后来童芷苓还特意请人买来赵燕侠的唱片，仔细研究她的吐字发声。就在言慧珠、童芷苓、吴素秋、李玉茹驰骋京、津、沪、汉的时候，童芷苓就发现“不意，南北同时杀出两支新军，北路是活跃于平津的赵燕侠，南方是崛起的顾正秋，二人挑班时都不到20岁，燕侠一条好嗓子，脆亮而甜嗲，透明无杂音，那一股子劲，自有与旁人的不同处，她长方脸，大眼睛，小嘴儿，直鼻端丽，身如其人，合乎‘燕瘦’二字的芳名，她用留香社的荀先生班底，打荀派的旗号，因年事尚轻，稚拙难免，但是已然气势咄咄逼人。”（见《童芷苓传》）

在1949年11月，寒冬将近，上海附近的苏北一带因为遭遇过特大水灾，老百姓流离失所，无法过冬，为此上海市政府特别成立了“冬令救济会”，提出“家家户户清清箱，灾民个个有衣穿”的口号，上海市民积极响应，努力募捐。当时正在上海演出的赵燕侠闻讯，想到自己的苦难，与灾民感同身受，便当仁不让，立即与上海戏曲界同行一道投入到义演募捐的行列中。就在1949年的12月，她在大舞台连续演出了三个星期，票价高出平时演出的10倍，拿出自己最硬的戏码，得到上海观众的积极响应，都前往积极认购义演戏票，每天客满，收入甚丰，然后把所得票款完全捐献给苏北灾区的灾民。受到上海市政府和广大观众的赞扬。60年后，四川省汶川大地震，退休金不高的赵燕侠的捐款却是北京京剧院最高的，有人感到奇怪，岂不知这正是她的善良本性。这些事情足以说明了赵燕侠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具有一颗真诚为人民服务的善良心肠，在短时间的义演能取得如此巨款，自然也说明了她的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何等高超的水准。

1950年，上海剧坛依然是名角汇聚，群雄争霸，梅兰芳与王琴生，谭富英与裘盛戎、高盛麟，以及麒麟童、黄桂秋和言慧珠、童芷苓、吴素秋、李玉茹四大坤伶在这上海滩或彼此打对台，或互相比粗，谁也不服谁，而就在这样激烈的竞争中，年龄最小的赵燕侠依然在前辈、名家面前毫不示弱，而且被上海报刊送给她十二个字：“羽翼丰满，上座奇好，令人侧目。”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有关部门提出戏曲改革，必须改人、改戏、改制的三改方针，首先禁演了大量剧目，轮流举办艺人讲习班，使演戏为生的演员陷入生活的困境，表现出极左的趋势，使很多戏曲艺人无法演出或无戏可演。对此，梅兰芳先生首先针对戏改提出“移步不换形”的重要意见，以避免古老的传统艺术遭到破坏。程砚秋先生则怒斥“戏改”为“戏宰”，叶盛兰等许多艺人也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赵燕侠仍然得到广大戏曲艺人的拥护和爱戴。她和广大同业一样，怀着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美好愿望，也积极投入到戏改之中。对任何公益活动都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她在上海、武汉与天津等地的义演暂且不说，例如北京市政府为了提高女演员的社会地位，配合北京市妇联和京剧公会在前门城楼上召开了戏曲界妇女联谊会成立大会，由老艺人刘喜奎任会长，赵燕侠、吴素秋等担任副会长，赵燕侠不但亲自与会，而且在得知“妇女联谊会”刚刚建立，经费紧张时，当时就拿出一根金条给予资助。而且说明这根金条是在1949年初，解放军围城的时候，一天晚上，他们全家去演出，有四名盗匪盗窃了她家，洗劫一空。解放军进城后，盗匪被擒，北京市军管会请她家人到北京的“炮局”取回被盗之物，但是赵燕侠的母亲看到盗匪所交赃物非家中原有之物，坚决不领，“炮局”认为赵家被盗，必须赔偿，就在赃物中拿出一根金条让赵母拿走。赵燕侠从幼年时就从不吃邻居的东西，坚决反对获取不义之财，尽管是弥补她家被盗的损失，她也很不高兴收下这一根金条。所以当北京戏曲界妇联成立缺乏资金的时候，遂交给北京妇联以解燃眉之急。
1951年，北京京剧公会为筹建戏曲学校，成立北京私立艺培戏曲学校董事会。董事会长梅兰芳亲自敦请王瑶卿、萧长华、郝寿臣、沈玉斌、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小翠花、老舍、马连良、谭小培、谭富英、李少春、杨宝森、吴素秋、李桂云等三十二位艺术家为董事会董事，赵燕侠亦名列其中，而且积极参加筹款义演，为筹建学校，培育京剧新生力量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当时王瑶卿、萧长华、郝寿臣都已经是古稀老人，却能与23岁的后生晚辈赵燕侠同堂会议，又得到盖叫天、黄桂秋等前辈的钦佩，可见来势之猛，可谓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