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家行家大家——怀念我的大伯马崇仁

今年3月9日，我的大伯马崇仁溘然长逝认主归真了。他以93岁的高龄安然离去，可谓福寿双全；就其毕生对京剧的杰出贡献而言，称之为德艺双馨，可谓当之无愧。

大伯于3月11日入土为安后，总觉得应该写点什么以示对他的怀念。回想近十余年来我们爷儿俩的接触，真不知从何下笔。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3月4日，正月十四，元宵节前。我本已计划好下午去友谊医院探望他，一大早一个159开头的电话打来，我就知道他又想我了，我们爷儿俩真是心有灵犀。他总是先问我忙什么？有什么新闻？其实他每天听广播，比我知道的多多了。我马上给他一颗定心丸，告诉他下午去看他，大伯高兴地说：“好，好，没事就过来聊聊，下午见！”前往医院的路上，回想起家人最近对他的病情通报，说他近期各项指标都往下走，可能会不太好。这种信号一年里反复出现了多次，我们大家都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可每一次的险关都被他勇敢地闯了过去。借用他的小朋友、青年演员黄臣的一句微信称赞他——爷爷威武！

学艺 19岁生生把腿给撕出来了

2004年，我决定撰写《我的祖父马连良》，开始了和大伯的频繁往来。从此，我对祖父的历史，对京剧的往事，对大伯个人的艺术人生有了一个渐进式的了解。他以无主题漫谈为主，我就详细记录下来，后期再梳理。这一聊就是十余年。他的谈话方式很率性，想起什么说什么。虽然没什么逻辑性，但故事每每生动有趣、感人至深。就是正月十四的谈话，还给我留下不少东西。

大伯生于1923年，这时正逢祖父马连良刚刚成名，家境日渐良好。我的曾祖父与一些热心公益事业的回族朋友主办了北平清真第二小学，大伯在这里读书。由于受家庭的熏陶，他10岁那年矢志学习京剧艺术，祖父曾深情地对他说：“唱戏要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要曲不离口拳不离手，普通人能有的享受你都不能有，才能成好角儿。傻小子，你能做得到吗？”大伯生性憨直质朴，似懂非懂地点头应承。祖父又严肃地说：“你以后就是指身为业的人了，京戏就是你的前途和责任。记住，咱们家可不养少爷。”这句话，大伯记了一辈子。

1933年，马崇仁更名马金仁，入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正式学习京剧。归花脸行当，随沈福山先生学习架子花脸戏，开蒙戏是《下河东》。在校学习四年多后，因病回家休养。祖父马连良见他长期在家，认为会耽误前程，于是决定将大伯送到李万春先生的班社，一边登台实践，一边学习，同时嘱咐他说：“派你来什么活儿就演什么，在角色上不要挑肥拣瘦。不会的地方要多学、多看、多记、多问，不懂就向前辈请教，回家来我也可以教你。艺术这东西要闲来置、忙来用。即便是你现在用不着，将来也可以给人说戏排戏。在艺术上要有心，在金钱上要无心；宁让艺术压着金钱，别让金钱压着艺术。”大伯经常和我提起这些话，他说：“老爷子这番话我受用了一辈子，我学的东西后来音配像时全用上了！”

李万春先生有两个班社，大伯在永春社里从龙套干起，然后是上下手活儿、边边沿沿的角色，逐渐过渡到《康小八》的陈三秃、《走麦城》的廖化、《铁公鸡》的老帅、《古城会》的刘备。文的武的全来，老生、武生、花脸都应，不分行当不拣角色，只为增加舞台实践机会。在李主办的科班鸣春社里，大伯借台唱戏。这时他正在变声期，以上演马派做工戏为主，唱了《失印救火》、《范仲禹》、《马义救主》等正戏，艺术上逐渐进步。

为了让大伯的艺术更上一层楼，祖父聘请了他的师兄何连涛先生为大伯专门传授尚派武生艺术，给他说的第一出戏是《铁笼山》。学完了扮上一登台，祖父与何先生均不满意。何说：“崇仁没腿呀！”意思是他当年在科班没有“撕腿”，大筋没拉开。这样的武生，台上的表演能好看吗？

撕腿是科班里的幼功训练，一般在10岁左右的少年时期开始练习。这个阶段孩子的身体柔韧性最好，撕拉腿功也比较容易。可大伯这时已经19岁左右了，撕腿之事谈何容易。大伯为了上进，开始每天在何先生的指导下撕腿。后背靠墙，双腿劈叉坐在地上，横向掰腿呈“一”字形，腿的两边码上砖头顶住，控时间。所受之苦，难以想象，每天都是泪水汗水湿透衣衫。他自己形容：“跟上老虎凳没什么两样。”我的祖母看了心疼，对祖父说：“别让崇仁练了，太受罪了。”祖父坚定地说：“谁也不能管，这是上课、用功！要在人前显贵，必在人后受罪。”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生生地把大伯的腿给撕出来了，这才算打下了一名合格武生演员的基础。

演艺 与名家同台犹如进修深造

是否能够成为一名真正的武生演员，还需要在江湖中闯荡一番。大伯头一次随祖父去天津演出，就领教了中国大戏院班底演员的厉害。“坐中”派了他一出《战滁州》，大伯的脱脱，班底武生娄廷玉的徐达。娄是天津武生名家，份儿挺大的。他不管你是谁的儿子，接了活儿后没对大伯说一句话。打鼓老客气了一句：“爷们儿，您这戏是什么路子？”大伯说：“尚派。”人家说：“那得嘞，甭说了，台上见吧。”就这样，一出从未排过对过的《战滁州》上演了。大伯与娄先生打了一套对刀、六股档等，没出任何纰漏地把戏圆满地唱完了。这时娄廷玉才抿着嘴走过来，主动地对大伯说：“没想到你小子手里头真好，有尺寸，停得住。”这就是业内人士最好的夸奖了。

京剧旧班社中有一种职位叫“坐中”，其角色与现在的舞台监督相近。除了要求会排戏说戏、分配人物角色、监督演出进程外，还有一样特殊的功夫，就是哪个演员临时不能上场，你必须要上场顶上。这就要求“坐中”学得多，会得多，演得多，是一个全才型的“能派”杂家。祖父扶风社的“坐中”一向是亲枝近派，大伯就是祖父培养的目标。

大伯为了艺术上进，不断地遍访名家，修炼自己。先拜老生名家雷喜福为师，学习正工老生戏，如《卖马》、《黄金台》、《战宛城》等；向李洪春、李洪福学习二路老生的表演艺术；向红生泰斗李吉来学习老爷戏《白马坡》、《战长沙》等。1957年，终于得偿所愿，拜在侯喜瑞先生门下，学习侯派架子花脸艺术，从此步入了艺术上升期的轨道。

由于他涉猎的角色众多，行当跨度宽广，从二十几岁起就在业内迅速蹿红，成了各路京剧名家争相邀请的对象。他为李少春配演《打金砖》；为袁世海配演《李七长亭》；为叶盛兰配演《红梅阁》；为叶盛章配演《藏珍楼》；为童芷苓配演《红楼二尤》；为李玉茹配演《英杰烈》；为言慧珠配演《凤还巢》；为周信芳配演《清风亭》等，不胜枚举。

一次上海中国大戏院约请盖叫天唱《一箭仇》，可盖老不好伺候，对与他演对手戏的“卢俊义”要求极高，谁来这个活儿都要先过他这一关。多少个“卢俊义”都被退回来了，经理让大伯去见盖老。爷俩见面二话没说，盖老直接扔给他一支“把子”，俩人在院子里就比划开了。打完一趟之后盖老说了句：“就你了！”演出结束后盖老高兴地说：“崇仁，你别跟着你爸爸了，跟我吧！”正如大伯自己总结的那样：“傍角儿就得傍好角儿，可学的东西太多了。”

北京京剧团时期，大伯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既担任业务科长，又兼任舞台监督，还要继续演出。他要陪父亲马连良演出《十老安刘》、《四进士》，要陪谭富英先生演出《失空斩》，要陪裘盛戎先生演出《姚期》。他说，与这些大家同台，就像进了一所高级学府深造，他们带动你成长。大伯在艺术上有了飞跃般的发展，从一个杂家演员，成了业内的行家里手。

传艺 “音配像”从没提过钱

改革开放后，他又担起了恢复传统戏的重任。陪赵燕侠唱《得意缘》，陪王金璐唱《挑滑车》，陪谭元寿唱《乌盆记》，陪张学津唱《淮河营》。1988年全国13家京剧院团齐聚香港演出，剧场后台人头攒动。主演们都人心惶惶，生怕找不到自己的合作对象。主演见大伯气定神闲指挥若定，顿时就像吃了定心丸。梅葆玖先生感慨地说：“有大哥您在这儿，我就放心了。”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李瑞环同志主抓了一项叫“音配像”的京剧传承工程。其成果被誉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李瑞环认为，当年的老艺术家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录音资料，但没有留下相关的影像资料。为了弥补这一缺憾，让老艺术家的录音与他们传人的影像相结合，用电视录像的手段把这些京剧资料记录下来，为京剧留下丰富的文化遗产。

当李瑞环见到大伯时兴冲冲地对他说：“马老，我头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是戏包袱啊！”从此，大伯以七十多岁的高龄参与了“音配像”工作，一干就是长达十余年。由他执导的剧目多达三四百部，涵盖了众多的艺术流派，其中包括许多濒于失传的生戏，冷门戏，甚至包括陌生的南派彩头戏，为京剧事业发挥了最后的光和热。当时有人以为大伯靠“音配像”发了财，他没有多说一句话。后来他认真地对我说：“我从来没有问过钱，谈过钱，要过钱。我可以算是尽忠尽孝了。为了保留祖国文化遗产，对国家我算尽忠了；为了让先人的美名得以传扬，算是尽孝了。”

我与大伯交往十余年，总是希望给他留点东西，于是决定撰写他的口述历史实录——《听歌想影话梨园》，去年在他病重之前终于出版了。虽然大伯的眼疾严重，但他还是努力地翻看着每一页，手捧着这本书叫了三声好，我心里也有了一份释然。他真挚地对我说：“我个人没有什么，主要是给京剧留点东西。你在音配像时跟着我就好了，还能多留点东西。”

在大伯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总是想着给京剧多留点东西。他身边有不少京剧院的“小朋友”，青年演员穆雨、张凯、黄臣等经常过来陪伴他，他也尽量多给他们聊点戏。一次团里给穆雨排《四进士》，他听说后就说，这得有人给这孩子把把关啊？他们团里不请我，我理解。现在请老师指导都给钱，团里底子薄，他们不方便。没关系，我不要钱。但是艺术上可不能洒汤漏水，我得去。

正月十四那天我们爷儿俩最后一次聊天，他还对祖父《打渔杀家》的一个下场津津乐道，他说：“老爷子踢鸾带接云手，然后转身下场，就在一瞬间完成，嘿！真帅！你说怹怎么创造的？这就是马派特色！‘音配像’这出时我没在，回来一看我不满意，这个关键的地方没录上。我还问学津，怎么不补录？好在老爷子那部在香港拍的电影留下了，艺术上就得较点劲才行。”这就是他老人家和我的最后谈话。他留给了我对艺术的思考，留给了我京剧人的精神，留给了我一代大家的文化传承……（本文作者系京剧大师马连良先生之孙）